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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大清印刷物专律（第4页）

的宽泛规定，造成许多量刑过严（甚至残忍）的制裁案件，给外国列强以指责口实。

另一方面，从出版业方面而言，欲摆脱“动辄得咎”

处境，须有成文《出版法》来明确出版者的权利和责任：“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

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交迫之际推行“新政改革”

，政治上稍解言禁，文化上鼓励书局、报馆的创办。

这些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促成了新思想新舆论传播手段的出现。

在文化图书领域，出现了官场谴责小说、政治小说大行其道的局面；报刊界则以“苏报案”

（1903）为代表，屡屡突破清廷的言论尺度。

这些都促使清政府思考制定一部约束出版物（定期、不定期）的法律法规。

1905年五大臣考察归国后，清廷经过了一年的准备，在借鉴西方尤其是日本出版法规的基础上，陆续出台了三个重要的出版法：《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报章应守规则》（1906）、《钦定报律》（1910），[2]以期加大对图书报刊的审查和监管力度。

其中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是较具有开创性、雏形粗备的一部出版法。

该律分为“大纲”

“印刷人等”

“记载物件等”

“毁谤”

“教唆”

“时限”

六部分，前四部分比较重要的有：

1.“大纲”

中规定了设立“印刷总局”

，由其统管“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

的注册。

而这里明确了该法律的实施对象——印刷（图书为主）、新闻记载（报刊）。

该印刷总局隶属于商部、巡警部、学部。

此种将出版印刷的管理置于警察之下的不尽合理的规定，竟然延续至民国，颇有碍于出版业的发展。

2.“印刷人等”

规定：所有以印刷为业的人，需经当地巡警衙门注册登记；若后者予以驳斥不准，需呈报印刷总局并将驳斥理由公示。

其次，印刷之物件之上，必须印明印刷人、印刷所地址。

最后，所有印刷物件（不论文书、记载、图画）均需呈送巡警衙门备案。

3.“记载物件等”

针对“定期、不定期出版之新闻丛录”

（报刊）：从事这类印刷者应提前注册，并将所发行的记载物件，呈送巡警衙门和印刷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