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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我国书业之大概及中华书局之体制1（第3页）

1904年，陆费逵与友人在武昌开办书店，此时方18岁。

次年秋就职汉口《楚报》。

1906年开始在文明书局做编辑，两年后被商务印书馆重金聘入，后委以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等重任。

此间，陆费逵察觉到中国出版业大有可为，于是开始筹集资金。

1912年，陆费逵从商务印书馆离职，与友人创办中华书局。

而后中华书局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中国第二大出版机构。

中华书局凭借教科书起家，之后陆费逵大胆引进新印刷技术，而当时因凹版印刷复杂，且损耗大，其他出版社轻易不敢使用。

他还曾数次出国考察，学习先进出版经验，培养新型出版人才。

后为出版《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呕心沥血。

1936年《辞海》正式出版面世。

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陆费逵全程参与编印，可谓功臣。

至1941年病逝，陆费逵总领中华书局近三十年。

在出版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立下不朽的功勋。

长期以来的出版实践，让陆费逵对中外出版现状颇有研究，也形成了时代特征鲜明的出版思想与理念。

正是他的这种思想理念才使得中华书局在动**的时局下仍不断发展，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选文是陆费逵19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他对我国出版业的现状，进行了简精的解读。

并将中国出版业与美、日及欧洲诸国对比，又从书业组织、人民智识，以及其他层面分析我国出版业的现状和弊病，同时提出对策。

特别是对当时民营书业体制有历史性描述，价值尤大。

陆费逵认为，我国出版事业发达最早，出版技术可以追溯到冯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我国便开始注重“版权”

，书上常有“翻刻必究”

的字样。

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版权只涉及“印刷出版”

，却未涉及“著作权”

。

然中国出版事业虽起步早，但是千余年进步甚微。

反观欧洲，后来者居上。

在近代，稍有规模的出版事业，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

倘若细观中国当时的出版事业，便能发现三个问题，其一，出版物以教科书为主，良著不多；其二，营业发行量较小；其三，人们购买的书籍以《三国演义》类浅近易读旧书为主。

陆费逵将其归咎于人民智识太浅。

因此，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有二，其一，普及教育；其二，发行科学、文学类书。

除此之外，我国出版组织与外国也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组织分工”

“分店分销”

“资本规模”

三方面。

具体而言，即我国出版事业博而不专，组织简单，书局分店众多；欧美则各专其业，分工明确，分店较少。

所以，我国书业尚处在发展的初期，亟待发展。

在出版业几十年的深耕，让陆费逵对于中国古今出版事业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