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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我国书业之大概及中华书局之体制1（第2页）

我国书业之组织，与欧、美不同之点，尤不止此。

譬如以分店论，查外国书业之分店，至多不过数处；若我国则不然，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分店各多至三四十处。

其所以如此者，亦有二故：（一）货币不良，价值不定，而分销处买卖不多，安能代受此种亏累；（二）交通不便，运输为艰，分销处资本又小，不能有充分之预备。

于是内地学校需要课本时，每感不便，此又不得不自设分销。

至于我国书业之组织，规模小而资本微者，实无组织之可言。

盖资本小，则无详细分工之可能；无分工，则组织简单，不言而喻矣。

商务、中华两家之组织大略相同，今且就敝局略述之。

敝局系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百六十万，股东千余人，以如许资本，有如许股东者，因其中无最大资本家也。

敝局组织，系设“董事”

九人，“监察”

二人，一年一任。

“经理”

由“董理会”

推举。

其办事之组织，分总公司、总店、编辑、印刷四大部，其中又分若干部课。

（各部课名目情形，笔记从略。

）

今鄙人已将我国书业，大约为诸君约略一谈。

然我为何从事书业，言其动机，大约有二。

（一）我十九岁时，因感买书不便，遂自动地欲开书店。

与友人集资千余元，办一书店于武昌。

开设一年，营业达万余金，略有盈余。

后来因从事于此，则无暇读书，又因不堪其苦，遂辞职，改就汉口《楚报》[6]记者。

（二）由鄂来沪，本欲东渡求学，适昌明公司移本店于汉口，要我任上海支店经理，屡辞不获。

又见书业大有可为，一则外国人不能与我竞争，盖外国人言语不通，文字不习，实不能控制我国书业；而旧书商多无学识，吾人投身其间，不惟可改良书业，且易出人头地。

有此二点，鄙人遂勉就是职。

后来又因自己自视太高，不能忍耐，小受委曲，即欲舍去，原约一年为限，届时辞职。

后在文明书局[7]二年，商务印书馆三年，民国元年任中华书局之事，迄今十一年矣。

阅世渐深，少年时之意气亦渐减。

盖当时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今则自知才力有限，勉强任重，时虞不胜。

本文节选自《陆费逵谈教育》，陆费逵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20页。

【导读】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

浙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

中华书局创办人。

陆费逵儿童时期受家庭教育影响颇深，其自称：“我儿童时代读书七年，其中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

[8]其母常教他阅《纲鉴》、习算术，其父长于文学、书法及治印。

其曾祖陆费墀，为清朝翰林院编修，曾任《四库全书》总校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