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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书籍材料与形式的变革1（第5页）

似乎就在这同一时期，皮纸也开始用于世俗作品。

判定早期皮纸安色尔写本之年代，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几乎没有可供参照的确定的点。

另外，那些开创了使用新书写材料风尚的写工们，应该是临摹他们所知所见的写在纸草上的最好的范本，即那些写于2世纪的范本；恰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工和印刷匠临摹9、10世纪的加洛林写本。

希腊文《圣经》的梵蒂冈写本和西奈写本，不可能早于四世纪，却重现了2世纪纸草的文本面貌；同样地，米兰的《伊利亚特》安布罗斯安写本，其书写情况极像该诗的两个2世纪的纸草本，而它本身不可能早于3世纪。

早期的拉丁文安色尔写本，其年代的判定比希腊文写本还要难；不过有一组维吉尔写本，包括所谓的梵蒂冈本，美第奇（Medi）本以及巴拉丁（Platine）本，它们无疑不晚于5世纪，而现代考证倾向于认为它们至少要早到4世纪。

属于4世纪的拉丁皮纸写本还有诸如韦尔切利（Vercelli）福音书[14]和西塞罗《论共和国》（DeRepublica）重写本。

无论是在拉丁文写本中还是在希腊文写本中，无论是在世俗文本中还是在基督教文本中，皮纸作为一种书写材质，其至尊地位的确立，可以确切地认定为是从四世纪开始的。

本文节选自《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英]F.G.凯尼恩著，苏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214页。

【导读】

F.G.凯尼恩爵士（1863—1952）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圣经学家和古文书学家。

1863年1月出生于伦敦法学名门，其父是著名法学家、牛津大学瓦伊纳英国法讲座教授约翰·乔治·凯尼恩。

他先后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毕业后被遴选为牛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教研人员。

仅46岁就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并且担任此职一直到1931年退休。

其间，他还曾被封为爵士，担任古典学会会长、希腊学研究学会会长以及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曾执教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对于他来说，1889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他成为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

从此他便与古文书结缘，骨子里对古文书籍和古典学的热爱统统被激发了出来。

虽说受父亲的熏陶，他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法学，但他长大后却不知怎的对工作后才开始加深接触的“纸草学”

有着一股浓厚的情感。

纸草在西方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出版学的重要载体与研究对象之一。

它是古埃及留给后人的一颗明星，带着古埃及文明的神秘与璀璨照耀着后人。

人人皆想探寻而知之。

19世纪末，埃及出土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古代纸草文献，如奥克西林库思纸草等，这使纸草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一角，使古文书学和出版学历史的研究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时间，学者们纷纷投入到对纸草的研究中。

而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作为纸草研究重镇，存有很多相关古文献。

凯尼恩恰好在这两地任职，借着大好机会，一心致力于纸草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从而对纸草出版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那本《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便是其中之一。

1932年，他应邀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做了三个古文书籍的系列讲座。

“过去的几十年间，藉由埃及纸草文献的发现，我们对图书的认识取得了重要进展，而这些进展正是关乎这一时期。”

也许是想让自己的研究结果润泽更多学者，想让纸草学更加发扬光大，年已古稀的他执笔将这三个讲座的资料加以总结，再添以自己新近研究的成果与认识，写就了这本经典名作。

他在书中将出版载体、出版制度与文学历史和考据结合起来，揭示了其中的内在联系，同时讨论了近来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阅读习惯有什么新的启示。

选文部分主要描述了皮纸作为一种图书材料，册页书作为一种图书形式是如何兴起、如何发展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为承载全新的基督教文学、为在中世纪传承古典作家的作品提供服务的。

作者在此章节之前，先通过仔细研究出土的古文资料和古籍文献，表明了纸草的使用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世界最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的文学带来了希腊图书，纸草卷子开始进入了罗马人的视线里，并逐渐成为公认的图书标准形式。

到了此章节的选文部分，作者通过20世纪出土的皮纸文献记载，推翻了把皮纸制造业的产生归因于纸草禁运的传统故事记述，并指出了皮纸最初的主要用途其实是笔记簿，而这些由三五个写字板结合而成的笔记簿正是图书册页形式产生的源头。

在三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图书馆中，纸草册子的形式已占据多数，三世纪被认为是纸草册子的肇源，册页形式对卷轴形式的大规模代替，得益于册页书压倒性的优点：一是文本容量远远大于卷轴，二是册子比卷子更耐久，看起来更有整体感，三是册子的翻阅形式更加便利，使得引用和检查更加容易。

当时的皮纸被认为是制作图书的次级材料，使用范围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