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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传统重视人的社会责任（第2页）

我们很难要求他把对皇朝、对社会完全分开。

我们不要过分地要求古人。

这种忧患意识，在以后许许多多的史学家那里都反映出来。

我讲到了唐代史学家吴兢，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玄宗由开元盛世转向衰落的时候。

他写《贞观政要》这部书，是强调现在要把天下治理得好，不要说学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了，就把本朝太宗皇帝那时的做法好好坚持下来，就能够振兴。

吴兢已经看出唐玄宗时的政治形势在转变了。

我们读《贞观政要》这部书，也是看到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也是在盛世的情况下看到了危机。

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贞观政要》后来被历朝的统治者所重视，包括少数民族统治者，比方说，辽、金、元，契丹族的统治者、女真族的统治者和蒙古族的统治者，都把它翻译成本民族的文字，认真研读。

《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主要反映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讨论治国安邦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代人才群体对于治国安邦的考虑。

第一篇叫“君道”

，末了一篇叫“慎终”

，善始慎终，非常深刻。

当然，在中国史学上，忧患意识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是两宋的史学家，这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社会环境相关。

大家都知道范仲淹，他不是一个史学家，但是他的忧患意识大家都是知道的。

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那么我要说明的是中国史学家在他之前，很早就有这种忧患意识。

在他之后，有大批的史学家，同样有忧患意识。

因此，我们讲忧患意识，不只是一个范仲淹，也不仅仅是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王安石变法大家都知道。

王安石是政治家，也是一个文学家。

王安石变法之前，有一篇“万言书”

写给宋仁宗，建议变法。

仁宗没有采纳它的变法要求，后来神宗采纳了他的变法要求。

“万言书”

充分表明了他的忧患意识。

司马光是史学家，同样也有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