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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中的忧患意识传统重视人的社会责任（第3页）

司马光说，“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这是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

他总结说，自古以来，治世甚寡，而乱世甚多，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警惕吗？他写《资治通鉴》，就是要把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生民的休戚这样的大事，写到这本书里面，宋神宗给他这部书取名《资治通鉴》。

这也就是说，神宗皇帝是读懂了这部书的。

有的朋友说神宗皇帝既然读懂了这部书，为什么神宗皇帝没有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面貌呢？我们说历史学确有它的功用，但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是许多因素决定的。

如果史学家的著作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不需要政治家和别的任何因素了。

我们不应该做这种要求。

直到今天，中外的历史学家，中外的学术界都很重视《资治通鉴》，不是偶然的。

关于这个问题，最后我还要说到一个人，即清朝的思想家、诗人、文章家、史论家龚自珍，他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我们接受了三千年的史学的熏陶，就能像历代优秀的史学家们那样具有忧患意识，来思考我们今天的问题。

我曾经和学生一起讨论：为什么龚自珍不说以明君之忧忧天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明君呀？为什么不说以贤臣之忧忧天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贤臣呀？而单单提出来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我初步有一个回答：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不是眼前之忧，不是临时之忧，不是短暂之忧。

这是一种长远的忧患，这种长远的忧患，往过去看，是有深刻的历史感；往未来看，是从长远利益着眼。

这种忧患意识，是对历史的深刻的理解，具有更丰富的含义。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恰恰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他的一首诗大家都知道：“五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看到这个时代要变。

当我第一次读到龚自珍的上面那几句话的时候，对我有很大的震撼力。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怎么来对待历史学，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怎么来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对我们的现实社会，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有启发的见解。

我曾写过一些文章，都是和我的这种认识有联系的。

比方说，我写的《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再读〈贞观政要〉》《周秦汉唐之盛与总结历史经验》等。

[8]西周、西汉和唐朝都是盛大的朝代，这三个盛大的朝代都和建立之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历史经验密切相关。

《尚书·周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贞观政要》等，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

的确如此，我说读到龚自珍讲的“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的话，我本人受到极大的震撼。

“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这句话真是一字千钧。

一个史学工作者，应该面对你的时代去研究历史，而不是面对历史去研究历史。

面对时代去研究历史，这是一个史学家的责任。

在这一点上，中国史学是有优良的传统的。

只要我们多接触一些历史著作，我们就会受到这些著作的感染，受到这些著作的启迪，受到精神上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