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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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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第三个问题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

人在社会中有哪些不同角色，我想从这个问题来说明历史对于人生修养的具体意义，要阐明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从学理上来认识，然后再从情感上来进一步体察这样的认识。

社会历史进程是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来实现的，离开了人和人的社会活动，也就谈不上任何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

因此，广义地说，就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神圣家族》）人的活动是不同的，历史不过就是这种活动的反应，从根本上说，史学家撰写历史著作不能不写人，人们不能生产一部没有人的著作。

那么写人的思想、品质，写人的行为活动，写人的价值，进而要写到对人的评价，而人又都是具体的人，是同他人、同社会相联系的具体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总是涌动着芸芸众生：这样的人，那样的人，总是有说不尽的千古风流人物。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史学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而这在世界史学上独放异彩。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多种多样的史书，其中最重要的史书是纪传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

我们想，《史记》这部著作，一百三十卷，本纪是写帝王，帝王也是人，不是神；世家写各诸侯国国君，也写了一些著名的将相，也是人；七十列传，更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是人。

我们考察一下全世界的史书，在哪个年代，有像司马迁写过的那样的书，鲁迅讲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这种纪传体一直影响到我国后来历朝历代正史的编撰，以人物为主。

我们先不说《清史稿》，就说“二十四史”

到底写了多少人，我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手段能不能统计出来。

这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呢，因为一篇传里面不只是传主一个人，这个传里还有相关的许多人，有的人可能就一两句话，但是他是有名有姓的，那么到底有多少人，很难说清楚，也许将来我们能够说清楚。

这就是，我们中国史书一直非常重视人在社会、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作用，所以我说它在世界史学上独放异彩。

那么，我们看史学家是如何来认识这样一个问题的。

我们还是先说司马迁，他父亲司马谈临死的时候跟他说了这么几句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汝其念哉！”

[4]你要记住这个事情啊。

后来《史记》里面记载，司马迁痛哭流涕，跟他父亲说，我一定要继承您的遗志，把您要做的事情做好，后来他写出了《史记》。

那么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都是从政治上着眼的，也都是以人的修养为前提的：明主贤君，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在里面，也反映人的修养；忠臣死义之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我愿意在这里重复我多次引用的司马迁做七十列传的三句话，他说，扶义倜傥，扶义就是扶持正义，倜傥我们可以理解成风流潇洒，不令己失时，就是不让自己错过恰当的时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让自己错过历史的选择，不要让自己错过历史机遇，不要让自己失掉好的时机，立功名于天下。

这三句话，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句话是道德标准，第二句话是见识，不令己失时，还有践行，抓住机会；立功名于天下是事功标准。

“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司马迁用这样一个标准，用这样一个尺度来写人物。

当然，《史记》里面的七十列传，并非都是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他也写一些不好的人，但是他总的标准是写这样的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