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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1（第1页）

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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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讲主题以前，先简短地讲一点历史。

从2011年上溯50年，就是1961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确定编写一套高校教材。

我们现用的部分教材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下来编写、出版的，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

在那次会议之后，全国开始招收史学史的研究生，包括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方面的，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开始进入新阶段。

今天我讲的题目当然和史学史专业有更直接的关系，但是我想这些内容和我们历史学科里面的其他专业也有关系。

作为国家行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已经历50年了，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也是我们学科建设当中很重要的时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是很有名的，老一辈学者张舜徽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贡献。

像这样的一些学科，我想都是受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

那么，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史学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进步呢？50年来我们当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今天主要想谈谈中国古代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题目就叫“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

。

25年前即1986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参加过一个会议，叫“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研究会”

，主题是继承与创新。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青年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史学虽然历史悠久，但是没有理论，只有记述的史学，像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都是记述历史，没有理论。

当时在中年学者和青年学者对话的时候，人们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一年，章开沅校长六十岁，他是被邀请的中年学者之一。

他自己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勉强算一个中年吧！”

当时我与庞卓恒、冯天瑜、包遵信作为中年学者，很荣幸地被青年学者邀请为特邀代表，我们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

对话的时候，章开沅开玩笑说：“你们七八十个人和我们四五个人对话，这不是“围攻”

吗？好像影响不太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