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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和发展大势（第2页）

是“事略”

，简述每个帝王的事迹，然后就是评论。

评论使用“公子曰”

和“先生曰”

问对的形式。

据我考订，这个“公子”

就是李世民，当时他是秦王。

公子提出问题，虞世南作为先生进行回答。

全书都是在评论唐以前的历代君主，还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所以比较的方法在中国史学上很早就用了。

再如，宋人范祖禹写的《唐鉴》也是很著名的一本史论。

范祖禹在世时就被人称为“唐鉴公”

，主要是因为他的《唐鉴》有广泛的影响。

同时代还有孙甫的《唐史论断》。

此书本来是《唐春秋》里面的“论”

，《唐春秋》所记唐史的原文已经丢失了，但是“论”

保留了下来，这说明它的“论”

很重要。

朱熹很重视这两本书，他曾经评论说，范祖禹《唐鉴》的史论比较好懂，但没有孙甫《唐史论断》的史论那样深刻。

以专书形式存在的史论，最有名的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我认为，《读通鉴论》实际上评论了王夫之以前甚至包括他所在明朝的全部历史，并不限于《资治通鉴》所记史事的范围。

最近，我让一个博士生以《读通鉴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我说，虽然这是一部书，但是很难做，为什么呢？因为王夫之评论了他那个时代以前的全部中国历史，要研究这部书就必须了解整个中国历史。

如果把这本书读通、读透，那么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理论问题会有很大的进展。

我曾经设想，《读通鉴论》大约有九百条，如果有心人能把这九百条按照问题加以分类，分成十二类、二十类，每一类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对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有更加明确的认识了。

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人用西方近代的历史著作去评论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说西方历史理论这么发达，中国古代哪儿有啊？这样比较是不对的，怎么能用西方近代的思想和著作去要求、衡量中国古代的思想和著作呢？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历史地看待历史》，批评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讨论问题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加以讨论，这才是合理的方法，否则怎么能讨论呢？

第二个特点，是史家对于有关历史问题探讨的连续性。

这是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一个重要表现。

比如，自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历代史家一直都在深入地探讨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君主论也是历代史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我们都知道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世界名著，那么中国古代有这么多君主和关于君主的丰富认识，中国学者是不是也应该探讨一下中国的君主论呢？其实，关于君主和为君之道，从先秦就开始讨论了。

唐太宗写过《帝范》，就是回答一个帝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就是一本关于帝王论的专书。

直到明末清初，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中国古代的帝王论可以说达到了高峰。

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这一问题的言论和理论思考，如果我们能把中国古代帝王的作为、言论、思想，及其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进行分类，加以提炼，结合前人的评论，写成中国古代的帝王论，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是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对今天有所借鉴。

但是，中国史学界太热衷于写帝王传记，对于帝王的理论研究非常不够，结果出了不少帝王传记，却很少有人写帝王论，这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