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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瞿林东教授访谈录（第7页）

这种理论上的坚定信念和创造精神相结合，是对待理论指导的辩证态度，是理论上有活力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是重视发现新问题。

白先生认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

对于读书、治学、写文章，他都强调发现、提出、说明新的问题。

因此，他从不固守已有的成果和见解，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即以其补充甚至修正过去的认识，他认为这就是发展。

不囿于前人的成见，固然不容易，不囿于自身的成见，就更不容易了。

这种治学态度，总是催促着自己自我更新，不断进步，永无止境。

第三个方面，是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练。

白先生不赞成烦琐的考证，认为选用最关键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他也不赞成猎奇和对于孤证的夸张，认为一般说来，还是要靠基本材料来说明问题。

他主张力戒浮词，同时也不赞成刻板，提倡准确、凝练、明白的文风。

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史学工作同社会的关系。

白先生始终恪守这样一个信念：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也是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的重要途径。

他的这些话，表明了史学工作的社会价值，也表达了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意识和历史责任，至今仍言犹在耳，铭刻在心。

总之，不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寿彝先生那里所得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

虽然我自己做得很不够，但我始终非常珍惜这些教益，并不断地努力去做得更好一些。

问：您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旨趣和准则是什么？您能否谈谈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

答：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旨趣和准则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断明确、不断锤炼起来的，可以做这样的初步概括。

一是旨在发掘、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厚优秀遗产，用以自觉地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在保持史学发展连续性的前提下，继承和创新，是庄严的历史任务。

二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史学遗产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中国史学遗产，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新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取得民族的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使其达到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是坚持史学同社会的密切联系，即史学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而又反作用于社会，影响历史的发展。

因为中国史学所蕴含的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利于当前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

具体地说，史学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再从遥远的过去来审视现实，进而投向未来，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起来，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智慧和勇气，在当前的历史运动中发挥出更大的才能和创造精神。

重复地说，史学所反映出来的改革进取精神、民族凝聚意识、忧患意识和重视历史智慧等优良传统，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都具有活力。

从史学的社会功能来看，这要求我们认识到史学对于了解历史、观察现实、解喻人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史学中所蕴含的智慧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最基本的素养之一。

中国史学史研究同任何其他学术研究一样，不能不讲究研究方法。

然而，说到研究方法，我觉得很惭愧，一是不懂得新颖的方法，二是不精于传统的方法，只是恪守以勤补拙、自强不息的信念罢了。

当然，这些年来的研究，也有一些做法和感受。

我想，我所遵循和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辩证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及比较的方法和考证的方法。

这里我想讲讲我的一些具体做法。

第一，对于中国史学的认识一定要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基础之上。

因为，首先，一定的时代产生一定的史学，对时代特点认识不清，就不可能准确地阐说这个时代的史学特点。

其次，任何关于史学的评价，归根到底都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

因此，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有所创获，就应当在认识中国历史上多用些工夫。

我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约八九年中，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

我曾以此向白寿彝先生“诉苦”

，说是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白先生却认为不仅没有耽误时间，而且对研究中国史学史大有益处。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才逐渐领悟到这话的含义和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