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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瞿林东教授访谈录（第6页）

的标志。

回顾自己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经历和感受，远未达于“道”

的境界。

倘还有一点自知的话，那就是在学术研究中要有不断进取的意识。

我对于中国史学史，从断代的研究走向尝试着作贯通的研究，从当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得到启迪而回眸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从对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概括性说明进而对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的深入思考等，都是受时代的启迪，受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启迪。

诚如章学诚所说：“学问以知人，知学先须知人。”

我的这一自知，也只是自知之始；为了“知人”

“知学”

，“自知”

也是要不断提高、不断深化的。

接着上面的话题，我想说的是，一个人要在学术上做出一点成绩，除了自身必备的素质外，不仅还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而且要能够面对客观环境所提出的问题。

我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所做的研究及撰述就是如此。

我之所以确定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面的问题，在认识上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

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著作如《史通》《文史通义》素有盛名，多为人们所称引，因而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著作或言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其真知灼见、发展历程，并不是这两部名著所能涵盖的。

古代的历史撰述、史学论著、文集、笔记中，多有史学评论的闪光思想。

这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只因为我们缺乏自觉的系统发掘、整理、阐述，故这一宝藏尚未充分显露它的光华，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的。

第二，我在研读古代历史撰述、史学论著的过程中，获得一个不断明确起来的认识，即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除了社会的推动之外，史学批评所展开的对史学的反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成绩。

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去认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撷其理论成果，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这是史学理论建设上的继承与创新所不可缺少的。

这些年来，我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

极而言之，不能脱离研究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

一言以蔽之，个人的设想和现实的启迪是分不开的。

这20多年来我的研究路径也是如此。

所谓长远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设想和实践的过程。

问：您为什么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这样浓厚的兴趣？中国史学史研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报考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时，还有一些盲目性的话，那么这20多年来，我自身的经历是和中国史学史密不可分的，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间，选择中国史学史研究作为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个信念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更没有后悔过。

这不单单是对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发掘、整理、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一种责任，旨在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是为了有益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这是史学工作者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体现。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帮助和提携，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导师白寿彝先生。

从读研究生开始，特别是1981年到史学研究所工作以来，我所受到的白先生的教诲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

白先生非常重视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这是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追求。

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给我极深刻的教育。

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我们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我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