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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史学史研究同史学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第3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史学著作大量引进，人们也产生了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种种误解。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资治史学”

“劝诫史学”

，似乎已经“过时”

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地方。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史学确实有资治和劝诫的功能，但是它的功能不止于此，还有其他方面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价值。

在这方面我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1991年我发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一文，从进取精神、凝聚意识、历史智慧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史学的优秀部分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94年出版了《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这本小书，集中论述史学的社会功能。

这样的专著目前并不多见。

问：是的，我曾见到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却积淀着您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答：我的这本小书是以丰富的史学遗产为依据，力图阐说其中相关方面的精神财富，使今人得到启迪，从而希望它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这本书是围绕着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的，它从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的事实出发，依次阐述了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等问题。

这本书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回答了“史学有什么用？”

这样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在史学界、读书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问：您的史学理论研究也涉及现实的史学活动的发展，对当前的史学工作发表了许多评论性的意见。

这也是您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特色吧？

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写过一些史学评论方面的文章，主要关注当前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我还写过不少书评，这是对当代史学成果的关注和评论；同时我还为一些同行的史学新著写了序言，这也反映了我对当代史学最新成果的关注；此外我还发表了不少史学札记和短论。

199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将我在这方面的文章和评论结集出版，书名为《史学与史学评论》。

这本书可以看作一位史学工作者以其平常的心态和真挚的情感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表明其对现实的历史运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当前史学发展的关注。

我觉得，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应该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旨趣和追求。

学术工作者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应该只限于个人的范围和书斋的局限，它应该同社会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把探索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同对当前史学工作发表评论性的意见看得同样重要，这就促使我不断地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样也就把我个人的研究同社会、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了。

问：2005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著《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我觉得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它集中了您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这么说是不是合适呢？

答：这本书是一本专题性质的论集，是我近20年来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的部分所得。

近些年来很多史学界同仁都认识到，历史学的理论研究要进一步深入，就应该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总结和吸收中国古代史学、近代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用中国的风格、语言，来撰写多种形式的理论著作，把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这些年来，我致力于把史学史的研究与史学理论遗产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结合的轨迹，它既包括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它的上篇以问题为中心，或做系统的探讨，或做专题的研究；中篇和下篇分别以史家和史书为依据，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其特点，做专门的评述。

不过，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史学丰富的理论遗产来说，这本书也仅仅是一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