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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第4页）

那个时候，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都没有存身的余地了。

当时，历史学家基本上都被打倒了。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里会存在没有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这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人们会说，当时有“儒法斗争史”

，这不是“史学”

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也修正了我过去的一些说法。

我认为，准确地说，“儒法斗争史”

不是史学，是“四人帮”

政治的一种代名词，它是借用了历史学的语言，打着历史学的旗号，而包装在里面的实质是政治。

所谓“从古到今贯穿着一条儒法斗争的线索”

，贩卖的是一种反动的政治。

从这两个意义上讲，我不认为有所谓“文革史学”

。

因此，“文革史学”

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是没有根据的。

这里，我想指出两点：第一，不能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文革史学”

作为“**”

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名词，以此来“证明”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错误，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不应当把“儒法斗争史”

的泛滥看作史学成为“显学”

的标志或时代，并以此“证明”

史学不必关注社会。

这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儒法斗争史”

不是史学，这一点应当明确。

其次，历史学的属性一是求真，二是致用。

我过去写过文章，论证求真与致用的辩证统一关系，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这家杂志上，这里就不多讲了。

如果说“**”

当中，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在“不合法”

的情况下（至少是在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对历史学坚定执着，仍然在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话，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显然，也不应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文革史学”

。

但这种情况表明，即使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还有一些真诚的史学工作者，在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工作。

这种现象，证明了历史学家本有一种精神力量，也证明了历史学的生命力是扼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