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二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第3页）

正如刚才我讲的，因为在20世纪中国历史走了一些弯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也走了一些弯路，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由于新的历史观，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引入，在性质上和成就上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要看到它走过一些弯路，从不太成熟的阶段逐渐走向比较成熟的阶段。

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就会看得全面一些。

的确不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有过严重的教训。

比如说，当政治上出现了偏差的时候，尤其是“左”

的思潮出现的时候，这种思潮也影响到历史学，其直接的表现就是政治和学术的混淆，如阶级斗争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夸大，这是无可讳言的。

但是这个教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接受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要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当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理解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完全合理的程度的。

我想这是任何一个人在接受任何一个新事物时，都会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

问：有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某些失误或教训归结为与现实社会结合的过于紧密，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答：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它走过一些弯路，有曲折、有教训，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做理性的认识。

所谓理性的认识，就是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建设事业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是和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的历史前途紧密相连的，就像中国古代的史学、近代的史学是同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近代的历史实际相联系一样。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并不是它本身固有的特点，历史学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是和社会结合在一起的。

大家都读过《史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写到汉武帝，《史记》130篇是脱离社会的吗？它是和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史学家研究边疆史地、研究外国史地，都是和当时中国处于民族危机的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和救亡图强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

梁启超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梁启超大声疾呼：“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他认为：在当时，只有史学才能唤起民众，使中华民族振兴起来。

这说明他也认为史学是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并不奇怪。

任何时候的史学都具有它的社会属性和实践的目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这个观点更明确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罢了。

有些朋友对此表示怀疑，甚至予以指责，我认为这主要是对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不太了解的缘故。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朋友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不论何种原因，从科学的、求实的态度来说，都应当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看待历史学的属性的问题，即一是求真，二是致用。

人们过去不能够理性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外的史学，说它们都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应该理性地看待它们。

现在有许多同行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用理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片面的，是不对的。

其实，不只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如此，研究任何问题都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都应该有理性的精神。

问：现在有人提出“文革史学”

的说法，您认为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这种提法是否可以成立？

答：从原则上讲，不存在所谓“文革史学”

。

因为“**”

本身是政治，这个政治与一般的政治不一样，它是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实践包括全国的社会生活，都搞乱了。

从学科整体上看，“**”

当中没有史学；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被践踏了、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按照教条主义的轨道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