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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中国史学史（第5页）

这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回过头来看，白先生撰写的《谈史学遗产》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就是他在理论指导下写出的重要文献。

这种言教与身教相结合的做法，有很大的感召力。

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发表系列的谈史学遗产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从中再次受到教育和启发，于是写了一篇学习心得（姑且看作“评论”

吧），题目是《史学遗产与史学研究》，讲述了自己的一点新的感受。

听白先生讲，楚图南先生给他打电话，夸奖了这篇文章。

这对我是一个鼓舞。

其次，白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论断和阐述，也是我们关注并认真学习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担任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时，读到白先生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文中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和阐述，给我很大启发，也成为我后来看待和讨论有关中国历史问题的一种参照。

我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没有专门研究，但这并不妨碍我选择学术上的参照。

这种参照，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检验自己学术观点的作用，也是深化自己学术思想的一种推动力，甚至于可以促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向着有体系的方向发展。

最后，就是白先生的民族、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应当高度重视。

具体说来，白先生关于中国历史是统一多民族的历史的论述，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在中国历史中所处重要地位的论述，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论述，关于中国史学上有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传统的论述，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论述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倡导并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史学研讨会，我们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基地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两件事对推动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我们经过十年的努力，集体攻关，撰写并出版了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

这表明，我们是自觉地遵循白先生的民族思想体系来从事研究工作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白先生还有一个论点是关于史学价值方面的，他认为史学在教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史学工作者首先要从史学中受到教育，然后再用史学去教育社会公众。

他强调说：“史学工作者应当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

这是白先生关于史学的社会价值的核心认识。

我近年出版的那本论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可以看作对白先生史学思想在这个方面的继承和发挥。

至于你提到的我的那两本关于白先生的书，它们在内容上有衔接，但在它们出版时我的心境是不同的。

前一本书，是为了纪念先生逝世一周年而编辑、出版的。

我从1981年回到母校，在先生身边工作二十年，先生突然离去，这使我悲痛而茫然，故先生辞世周年之际，出此小书，以寄缅怀之情。

而编辑、出版后一本书，我的确把它看作我的“学术上的使命”

。

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学领域需要鸿篇巨制，更需要思想创新。

白先生是善于提出新的学术观点的学者，在学术思想上有许多值得后人阐发并加以发扬之处。

我自己的理论修养不够，但我的确认识到白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

对于我的这本论集，我主观上是把它视为“学术上的使命”

，客观上看却是难以完成这一“使命”

的，只是希望它能引起后学的关注，进而做深入的研究，这是学术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需要。

还有你说到的“学派”

问题，我的看法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排除了门户之见的学派对学术发展是有益的，应当提倡，但学派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当然，相关学人的自觉意识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