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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中国史学史（第4页）

2001年，您出版了《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这是第一本研究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的论集。

2012年，您又出版了《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较之前书，这本书内容更为丰富，把白寿彝先生的史学研究与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进程联系起来，揭示了白先生学术的精髓。

您说这是您“学术上的使命”

。

按照我的理解，您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继承“家学”

传统，建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白寿彝学派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强调“学有宗旨”

，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

。

这是道出了家学、学派对于学术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想请您谈一谈关于史学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家学”

问题。

瞿：刚才我已经讲到，在报考研究生前，已经对白先生的著作比较关注。

要说直接的学术影响，那应从1964年考取了研究生时算起。

从那时起至今50年，其间，我的学术生涯有三次大转折，都同白先生有直接的关联。

第一次，就是1964年考取白先生的研究生，我自己很高兴，许多同学也对我表示祝贺。

在此后的岁月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直到1977年春节后，我去拜望白先生，并说：“十年没有见到先生了！”

白先生立刻纠正说：“不是十年，是十一年了！”

我听了这话，顿时内心一阵心酸，也一阵激动：这就是师生之情啊！

当年我已经四十岁了，学无所成，我很胆怯地问先生今后应着重读哪些书。

白先生不假思索，说：“当然是读史学史方面的书！”

于是，这次见面，就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二次转折。

这是在我从1973年起一直讲授中国古代史，并对地方史、地方民族关系史有了一点认识后，又回到十几年前做研究生时的学习起点。

从这时起，我开始着手做一些这方面研究的准备，决心把中国史学史作为今后治学的重点。

回想起来，当年老师一句话的分量是多么重啊！

第三次转折，是白先生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把我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今内蒙古民族大学）调回母校，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十几年中的这三次转折，都同白先生有关，同中国史学史专业有关，这在我的思想上和治学道路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这里，我只就白先生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对我的影响，讲一些认识。

首先，白先生十分重视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总结和继承。

我读研究生时的第一门课程，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

。

当时，我参与“中国史学史编写组”

的学术活动，大家学习、讨论了五十多天，最后还写出了书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