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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史学遗产与建构话语体系（第2页）

中国古代的志书，包含一方之史和一方之山川、人物、风土、人情等丰富的内容。

用这种体裁来写史学史，的确是一个尝试。

此后，我又出版了《中国简明史学史》和《中国史学通论》，前者按出版社的要求，脱胎于《史学志》而略有变化；后者更近于按问题梳理，一一论述。

如果以这三本书同我的另一部书《中国史学史纲》做比较的话，虽然内容上有交叉，但在表现形式上是有显著区别的。

总之，不论是按时代，还是按问题，只要有新的认识、新的问题，都是可以尝试的表述形式。

其中，我以为按问题进行研究和撰述，或许会成为当今大家更多关注的形式。

我之所以考虑这些问题，讲一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我对全局想得多一些，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想得多一些罢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再说我的这些想法也未必都符合实际情形，只是供大家做参考而已。

刘：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史学逐步走向近代。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史学家非常重视对于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译介与吸纳，这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这里似乎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我们在较长时期内跟着西方史学走，而对于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相对欠缺。

我们在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方面还有许多地方未尽如人意。

您在二十年前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和前几年出版的《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再到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都在一步步地探索建构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

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您在这方面是否还有许多想法呢？

瞿：从中外史学关系来看，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外国史学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史学对外国史学的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受西方史学的影响；五六十年代受苏联史学的影响；80年代以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受西方史学的影响。

这些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负面的作用。

好的方面是中国史学家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一些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对新材料的发现和考古学成果更加重视，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近代进化论用以解释历史。

这对中国史学走向近代起到了推动作用，顾颉刚先生早年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此有过一些论述。

通观20世纪以来百余年的史学发展，中国史学始终存在一个如何“走出去”

的问题。

就本质上说，中外史学还未能形成一种“平等对话”

的关系。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然，语言是一大障碍，但并不是唯一的障碍。

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障碍，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固有的优势缺乏自信，而缺乏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研究。

我们必须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包括近代西方史学有其先进性，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20世纪漫长的岁月里，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几乎被人们忘却了。

直到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召开时，中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问题，作为政府行为被提出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1962年，白先生的《谈史学遗产》一文，提出了关于史学遗产的研究、阐释的初步设想。

1981年，白先生连续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系列文章，由此拓展了研究史学遗产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