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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史学遗产与建构话语体系（第3页）

事实证明，我们要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脱离了有2000多年积累的史学遗产和优良的史学传统，是不可想象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中国史学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学术资源，也是世界史学的重要部分，中国史学工作者有责任研究它、阐述它，把它的精华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人们得以认识这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尚书》所蕴含的历史借鉴思想，《左传》优美的叙事，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刘知幾《史通》的史学批判精神和史学审美意识，杜佑《通典》凸显的国家职能和社会结构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历史认识论，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国家盛衰”

“生民休戚”

为中心的历史撰述思想，王夫之《读通鉴论》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史学观，章学诚《文史通义》极具思辨色彩的说文论史所包含的深刻见解等，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都应有各自的位置，为人们所重视和研究。

倘若中国学人果真能使这些史学家及其思想精华、皇皇巨著“走出去”

，这将是中国史学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之一。

至于我撰写的和我主编的那几本书，前面已经讲到，它们只是反映了自己治学的旨趣和意向，它们表明，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对理论的追求，既包含历史理论即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也包含史学理论即史学家对自身研究对象——史学的认识。

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史学家群体的共同追求，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积累才能逐步做到的。

王：既然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史学家群体的共同追求，那么建构话语体系的核心是什么呢？围绕中国史学话语体系这个目标，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历史撰述上应当做怎样的努力？

瞿：从中国史学史这个学科来讲，首先要有构成体系的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理论支柱。

我们讲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历史理论，离不开天人古今、时势理道这些概念和范畴；我们讲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史学理论，总要说到德、才、学、识，信史，致用，资治，劝诫这些概念和范畴。

从史学史拓展到历史，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来看，社会发展、社会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国家和法以及意识形态等，也是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

没有这些理论上的支柱，话语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到概念和范畴绝不是教条，不能用它来剪裁史学的内容或历史的内容，它们本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对于它们的运用是把它们返回到实际中去，用以说明新的实际并进一步丰富自身的内涵。

在这方面，中国史学是有过严重教训的，我们不应当重蹈覆辙。

第二，要有问题意识，尤其要敢于提出具有共性的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认识，进而引发同行的研究和讨论，不断获得新的认识，社会影响也随之扩大。

如此循环往复，日日新，又日新，不仅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也使话语体系的构建更加完善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外国学者提出了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中国学者起而响应，不论是“跟着讲”

还是“接着讲”

，都是直接、间接地为外国学者丰富话语体系。

这种情况应有所改变，因此，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费孝通先生有几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位中外著名的社会学家把这几句话概括为“文化自觉”

。

中国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应当有这种自觉和自信。

东西方文化传统不一样，人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在文字表述上的差异也非常大。

西方学者重逻辑是优点，中国学者重事实也是优点；西方学者重思辨是优点，中国学者重简捷也是优点，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自觉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