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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求史学史的通（第3页）

在“势”

中，就是这个道理。

史学史研究要求我们在研究到一定深度的时候，要向理论方面发展，这也是一个规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是具有根本性的基础作用的。

要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

，就必须对中国史学有相当深入的认识；只有对史学史有深入研究，才能提出理论问题。

比如说，史家修养，孔子、孟子讲“事、文、义”

，到刘知幾讲“才、学、识”

，到吴缜讲“事实、褒贬、文采”

，再到章学诚、梁启超，这条线索非常清楚。

其他主题也是如此，比如体裁、体例，杜预、刘知幾都讲过；再如史法、史义，从范晔、刘知幾、叶适直到章学诚，这些我们都能梳理下来。

这样写出来的史学理论，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是我经常说的“未尝离事而言理”

。

这就是说，不离开史学发展来讲理论，读者会比较容易理解。

西方学人讲逻辑，这是西方的特色；“未尝离事而言理”

，是中国的特色，二者可以同时存在。

周：1987年，您在《史学理论》（现《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身）发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文章，这是较早对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做出自觉区分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对中国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建设影响很大，请回忆一下您写这个文章的初衷。

以后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分别探讨且取得丰硕的成果，是不是建立在这样概念区分的逻辑基点上进行的？

瞿：从“会通”

的观念来看，从史学史研究走向史学的理论研究，这也是一种会通，是提升了一个层次的会通。

你说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为了呼应陈启能教授的一篇文章。

他在1986年12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提出了当时人们在研究理论时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他的观点大致是：“历史理论”

与“史学理论”

仅一字之差，但是研究对象是不一样的。

他指出，“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多数是关于历史理论的，较少涉及史学理论”

，进而指出，“要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加强史学理论的讨论”

。

1987年，《史学理论》创刊，陈启能教授希望我能在创刊号上发一篇文章，因为长文章来不及写，他希望我在“史学沙龙”

栏目写一篇文章，文章不需要太长，四五千字即可。

我为了呼应他在《光明日报》上发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就写了这篇《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

他是从西方史学的角度进行阐述的，我就从中国史学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他的阐述和近现代史学结合得比较密切，我就和古代史学联系紧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