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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求史学史的通（第4页）

这是文章问世的直接原因，但是我形成对“历史理论”

与“史学理论”

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的意识，要比这早一点。

我早先读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李大钊特别强调：“历史理论如果没有建立起来，历史学这门学科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1983年我参与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的撰写。

白先生说，他在“**”

前开过“史学概论”

这门课，但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对这样的讲法他并不满意，并为此而困惑。

再者，列宁曾提出，马克思以前的历史理论有两个缺点。

列宁用了“历史理论”

这个词，我脑中一直留有印象。

所以，陈启能教授的文章一发表，我就很清楚他要表达什么，我可能补充什么。

此后，我就更加注重这个问题的发掘了。

在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导言”

里，我考察了恩格斯关于历史理论的一些观点。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说到，“历史唯物主义”

和“剩余价值学说”

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两大贡献。

在另一处，他换了一种说法，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和“历史理论”

是他的两大贡献。

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从1987年以后，我确实有一种把“历史理论”

与“史学理论”

明确区分开来进行研究的自觉意识。

我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国史学通论》，显然是沿着史学理论的思路进行研究的结晶，而2011年出版的我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探究的则是古代史家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认识。

而我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也是以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史三个部分分类编纂的。

当然，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也只是个开始。

中国的史籍太丰富了，不论是研究中国的“历史理论”

还是“史学理论”

，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