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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研究史学走向关注历史和现实（第2页）

唐太宗于是说：“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的功业之所以大，有五条经验”

，最后一条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6]。

这就是说，他把正确看待和成功地处理民族关系作为自己成就功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唐代的杜佑，他的民族史观很了不起。

他说，人们都看不起夷狄，实际上，“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7]，古代的中华和现在的夷狄是一样的，都很落后；只是因为中华所处的地理条件比较好，经常出“圣人”

，“圣人”

不断改革，将不好的习俗都淘汰掉了，而夷狄所处的地方，地理条件差，难得出“圣人”

，改革就很少。

杜佑用地理环境解释文明发展进程，是很合理的。

他的这些言论，距离我们现在的认识，也就只是一步之遥，这很了不起。

这些思想遗产应该发掘出来，它是直接与我们史学史相关的。

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不仅要从历史事实上，还应该从思想层面来揭示它的发展过程。

如果今天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进一步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局面，是很有意义的。

周：您说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史学工作者都应当有您所说的这种时代意识。

您能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撰述主旨讲得具体些吗？

瞿：好的，那就借着你采访的机会，我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的主旨和根据，再扼要地说说。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和发展过程，主要有两种考察方法：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这个问题上思想观念的历史。

许多年来，学术界对前一种考察方法运用较多，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后一种考察方法，学术界运用较少，研究成果自然就要少一些，这是需要加强研究的方面[8]。

当然，这两种考察不是截然分开的，但考察的侧重点毕竟有所不同。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采用了后一种方法，用以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为了明确考察的对象和重点，我们可以从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两个领域进行探讨。

这里说的历史认同，主要指关于血缘、地理、治统的联系与认识；而文化认同，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道统的影响与传承。

这里说的“治统”

，主要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道统”

，主要指思想传承的连续性。

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祭告黄帝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

圣贤代起，先后一揆。

功德载籍，炳若日星。”

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皇帝“御制”

祭黄帝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

[9]由此可以看出，出身于满族的清朝皇帝也都表明，他们是继承了黄帝以来的政治统治，同时也继承了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

看起来话语很简单，其实思想内涵却无比丰富。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看作对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