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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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故事写到这里，就一定要写我的舅舅，他跟我娘和我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追溯北京花市大街下堂子胡同9号的历史，最早开始在那儿住的应该是我小姨一家，我的姨父做洋布买卖，生意还算看得过眼。

后来，随着我姥姥的介入，她老人家偏袒儿子，让我小姨在小院里留了两间南房。

我舅舅开始从河北省的深泽县走进北京的下堂子胡同，他为人很机灵，做钟表生意逐渐兴旺发达，也导致我姨一家的衰败，我姨父后来对我小姨抱怨说：“我本来好好的，你们张家一来就全乱套。

我上中学的时候，常来下堂子胡同9号。

姨家的表哥喜欢养鸽子，我跟着他跑到八达岭长城去放鸽子，然后跑回下堂子胡同9号等待着体验鸽子回来时那一刹那的喜悦。

舅舅家的表哥爱玩录音机，常把我说的笑话录下来，然后重放，我们在重放中寻找着生活的快乐。

我和两个表哥都很好，但他们之间见面很客气，谁也不跟谁热乎，就是因为小姨和舅舅的矛盾。

我娘总来为小姨和舅舅调解。

当面说得好好的，我娘前脚一走，两个人就剑拔弩张。

为此我娘很生气，说：“我就不明白了，亲姐弟有什么过不去的。

不都是从一个娘的裤裆里钻出来的吗？”

那次我娘到北京来看我，就没理睬他们。

后来，小姨和舅舅分头都到医院去看望我娘。

我娘叨叨完这个又叨叨那个。

后来，我了解清楚了。

那就是我爹在北平搞地下工作的那几年，究竟是姨父养活了下堂子胡同9号，还是舅舅养活了下堂子胡同9号。

我爹有回火了，拍着桌子喊着：“是共产党养活了下堂子胡同9号！

要不是我护着，都得完蛋喽。”

记得一个大半夜，我舅舅唯一的儿子，我的表哥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说花市大街下堂子胡同这一带要拆，让我无论如何回去一趟，留点儿资料。

那时，我已经到了报社当摄影记者。

照相机成了我观察生活的有趣工具，几张反映平民生活的黑白片还在全国专业赛中拿了奖，我也成了小有名气的摄影家。

接完电话，我就赶紧准备摄像机，这样才能把下堂子胡同最后的情景完整地拍摄下来，这是我家族以及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资料。

于是我找来摄像机，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北京，作最后一次忠实的记录。

我的舅舅先前是做学徒，学修钟表，掌握了一门手艺以后就开始经营，成为一个地道的钟表经销商。

北京前门有一幢三层小楼就是他的产业，解放前那儿曾经是一家著名的钟表铺，生意很是兴旺，大老板就是我舅舅。

由于舅舅是钟表商，所以，我家亲戚手腕子上戴的表都是舅舅提供的。

尤其我娘那块表最为贵重，是瑞士大英格，金壳的，据说当时值五百块大洋。

可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我爹拉扯一大家子不容易，我娘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两百元人民币把大英格表悄悄给典当了。

我手上是一块小英格，银壳的。

这是舅舅在我刚出生时主动送给我的，当时正赶上国家公私合营，舅舅对我娘哭着说：“姐姐，我用心血经营的钟表铺完了，这块小表就留给我外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