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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从未停止的质疑（第2页）

武器。

有经济学家形象地指出，“理性预期最聪明的特征之一是对理性一词的过度使用。

这一方法的反对者被迫退到防御的位置，要么是非理性的，要么把其他人塑造成非理性的，这两个位置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不舒服的”

。

理性预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后面两个字“预期”

。

预测塑造了我们感知、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现代神经学已经证明，大脑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并将其存储起来，然后将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记忆中存储的模式进行比较，以此为基础进行预测。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预测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预测就是我们的思想，与感觉输入信息结合后构成了我们的知觉。

显然预测的本能也会在经济活动中体现，我国学者陈彦斌研究发现，在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四个诱发通胀的因素中，通胀预期对当前通胀的影响最显著。

对于货币主义学派的结论，同样也有争议。

货币主义学派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进而推出货币的流通速度也是稳定的，两者是一体的。

实证检验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学者在分析1915年至2002年间货币流通速度时发现，各年间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的差异很大。

例如，1981～1982年M1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为-2.5%，而1980～1981年M1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为4.2%，而且在1982年以后M1流通速度更加不稳定。

后来，美联储放弃M1作为货币中介目标，转而以更加稳定的M2来替代。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M2的货币流通速度也开始不稳定了，美联储不得不放弃以货币总量为目标的调控政策，转而使用政策利率。

这显然是与货币主义学派理论相矛盾的。

我国学者测算了从2000～2012年不同口径的货币流通速度。

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没有持续大幅下降，而是呈现出一种先降后升的趋势，特别是2006年后货币真实流通速度平稳上升。

在货币供给方面，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中央银行是可以完全控制货币供应的。

然而悲催的是，从现实来看，货币主义学派显然高估了中央银行的能力。

从上面的货币供应的形成机制看，存款准备金率构成货币创造的乘数效应，但是这个乘数的前提是没有超额准备金，超额准备金越多乘数效应就越小。

因此，货币的乘数效应取决于银行本身的行为。

也就是说，当经济不景气时，一方面，企业不愿意扩大生产，对贷款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银行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也会主动收缩贷款规模，中央银行投放的大量货币又被银行存回准备金账户上了，于是，超额准备金增加。

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高货币低通胀的奇怪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额准备金过高。

金融危机后，为了把美国拉出衰退的泥潭，美联储前所未有地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从2007年的0.9万亿美元大幅扩张至2017年10月的近4.5万亿美元，约是危机前的5倍。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去哪儿了呢？

美国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余额从2007年底的110亿美元，大幅扩增至2017年10月的2.3万亿美元，增幅达190倍。

2007年初，美国存款类机构超额准备金仅17亿美元，而截至2017年10月，这一数值约为2.1万亿美元，增幅达1234倍。

美联储货币乘数从2007年的9.0大幅降至2017年9月的3.5，虽然基础货币从2007年的0.8万亿美元提升至2017年9月的3.9万亿美元，但总体来看，M2年均增速仅为6.3%。

美联储扩表注入的流动性并没有大量转化为信贷和证券类资产流入实体经济和市场，而是又回到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上了。

显然，中央银行在调控货币供应方面，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