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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第5页）

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

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

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

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这副重担，我于是在七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

到了北京大学，初次遇见了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现在台湾任国史馆长的罗志希（家伦）。

两位是北大“五四”

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

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新潮》，向旧思想进攻。

我现在写《西潮》，实在自从“五四”

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

然而“五四”

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之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

所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我到校以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

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

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

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

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讲演，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

’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

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

……”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九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

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

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

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

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

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

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

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

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

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

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