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五章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第6页）

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

无庸讳言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自然要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

在当时变化比较迟钝的中国实际社会中自然会产生许多纠纷。

国民党的一位领袖胡汉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

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对于杜威影响的估计。

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事实。

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

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

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

传教士和英国使馆都不欢迎罗素。

他住在一个中国旅馆里，拒绝接见他本国使馆的官员。

我曾经听到一位英国使馆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后悔让罗素先生来华访问。

罗素教授曾在北京染患严重的肺炎，医生们一度认为已经无可救药。

他病愈后，我听到一位女传教士说：“他好了么？那是很可惜的。”

我转告罗素先生，他听了哈哈大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

战后欧洲的西洋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介绍进来的。

各式各样的“主义”

都在中国活跃一时。

大体而论，知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鼓励而向往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辞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成为中国共产运动的领袖。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促使知识分子普遍同情俄国革命。

第三国际于一九二三年派越飞到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

某晚，北京撷英饭店有一次欢迎越飞的宴会。

蔡校长于席中致欢迎词说：“俄国革命已经予中国的革命运动极大的鼓励。”

俄国曾经一再宣布，准备把北满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并且希望中国能够顺利扫除军阀，驱除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

苏俄对中国的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识分子以及一般老百姓的欢迎。

这种表面上友好表示的后果之一，就是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

在这同时，许多留学欧美大学的杰出科学家也纷纷回国领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教员与学生都出了许多刊物。

音乐协会、艺术协会、体育协会、图书馆学会等等纷纷成立，多如雨后春笋。

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领导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当时北京报纸附栏，称这研究会为“马神庙某大学之牛克斯研究会”

，不过作为嘲笑之对象而已。

马神庙者，北京大学所在地也。

此时北大已经敲开大门招收女生。

北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给男女学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学府。

教员和学生在学术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气里，工作得非常和谐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