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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经验点滴（第2页）

虽然我趣味比较广，治学比较杂，但杂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

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

有些疑难，便是驰书国外找到了专家说明，因为国情不同，习俗不同，日常生活的用具不同，自己懂了仍不能使读者懂。

（像巴尔扎克那种工笔画，主人翁住的屋子，不是先画一张草图，情节就不容易理解清楚。

）

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苦闷。

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

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

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教读者莫名其妙。

这不过是求其达意，还没有谈到风格呢。

原文的风格不论怎么样，总是统一的，完整的；译文当然不能支离破碎。

可是我们的语言还在成长的阶段，没有定形，没有准则；另一方面，规范化是文艺的大敌。

我们有时需要用文言，但文言在译文中是否水乳交融便是问题；我重译《克利斯朵夫》的动机，除了改正错误，主要是因为初译本运用文言的方式，使译文的风格驳杂不纯。

方言有时也得用，但太浓厚的中国地方色彩会妨碍原作的地方色彩。

纯粹用普通话吧，淡而无味，生趣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具。

多读中国的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急切之间也未必能收效，而且只能对译文的语汇与句法有所帮助；至于形成和谐完整的风格，更有赖于长期的艺术熏陶。

像上面说过的一样，文字问题基本也是个艺术眼光的问题；要提高译文，先得有个客观标推，分得出文章的好坏。

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

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

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以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

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

以上说的翻译条件，是不是我都做到了？不，差得远呢！

可是我不能因为能力薄弱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

艺术的高峰是客观的存在，决不会原谅我的渺小而来迁就我的。

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切学问都是如此。

另外一点儿经验，也可以附带说说。

我最初从事翻译是在国外求学的时期，目的单单为学习外文，译过梅里美和都德的几部小说，非但没想到投稿，译文后来怎么丢的都记不起来：这也不足为奇，谁珍惜青年时代的课卷呢？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因为爱好音乐，受到罗曼·罗兰作品的启示，便译了《贝多芬传》，寄给商务印书馆，被退回了；一九三三年译了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寄给开明，被退回了（上述两种以后都是重新译过的）。

那时被退的译稿当然不止这两部；但我从来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因为总认为自己程度不够。

事后证明，我的看法果然不错；因为过了几年，再看一遍旧稿，觉得当年的编辑没有把我幼稚的译文出版，真是万幸。

和我同辈的作家大半都有类似的经历。

甘心情愿地多做几年学徒，原是当时普遍的风气。

假如从旧社会中来的人还不是一无足取的话，这个风气似乎值得现代的青年再来提倡一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