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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信仰的寄托（第1页）

《社会的烦虑》《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信仰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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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374]，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的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的机会。

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

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的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

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

这决不能存在！

……”

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

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

’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

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375]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

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

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的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

在人类的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

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

——可是，啊！

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

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

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经花白。

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

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

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少温和善良啊！

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