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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第1页）

托尔斯泰的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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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永远不委弃艺术。

一个大艺术家，即是他愿欲，也不能舍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

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

托尔斯泰从未中辍他的艺术创作。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地方在最后几年中见到他的保尔·布瓦耶说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他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

当他完成了什么关于社会的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的抵抗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

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宽弛。

但他以为把艺术作为点缀未免是虚荣了。

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选》（一九〇四——一九〇五）[410]，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起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净尽，——但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

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

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

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

的征兆，——好似托尔斯泰的一部著作的题目所示的那般。

——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与一九〇五年间达到了顶点。

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

[411]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唯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412]的教会。

他的理智的逻辑，他的信仰的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

。

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

；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要说出真理。

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

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

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

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

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

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413]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

，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

；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