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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画画坛的写实思潮（第1页）

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画画坛的写实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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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　四川大学教授

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中国画问题，角度可以很多。

例如就大一些的问题而言，可以有：传统继承与创新问题；中国画的中西融合与保持中国画的纯粹性问题；中国画的封建性与现代性、当代性问题，亦即中国画的时代性问题；中国画的科学与否问题；中国画的现实主义问题；中国画的为人民服务，亦即大众化世俗化倾向问题；等等。

小一些的问题，如：怎样看待笔墨及笔墨的忽视与重视问题；日本画的借鉴与肌理制作问题；水墨与色彩的关系问题；等等。

影响不论大小，时间不论长短，均为思潮性现象，每个现象均可作长篇大论之论述。

本文则仅就这七十年中国画的写实倾向作一梳理。

笔者曾在《二十世纪中国画研究》（上卷）中对世纪性中国画问题有过提纲挈领的分析，认为世纪性中国画涉及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均与“五四”

两面大旗——“科学”

与“民主”

相关。

仅与“科学”

与否相关，就涉及东西方艺术关系，写实写生与写意关系，中国画的现实主义倾向与否，中国画传统的现实主义性质与否，素描与中国画教学的肯定与否等等问题。

概而言之，在20世纪上半叶，这些问题尚局限在学术争论中而无政治的偏向，故问题的两方面均有相当的势力，亦各有各的实践与影响。

甚至可以说，争论归争论，写实主义倾向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实践中并未占据主流的地位。

最早倡导写实倾向的岭南派，在经过与广州国画研究会几十年的争论后，其代表人物高剑父，在40年代画风开始向传统笔墨回归。

上海与北京的中国画画坛，基本是在传统势力的笼盖之下，盛行的是对笔墨的高度讲究，1927年才去世的吴昌硕，其余风仍然主导着沪京两地的画坛。

有着自发写实倾向的齐白石以吴昌硕笔墨变革自己的画风，才使其1919年开始的“衰年变法”

获得成功，就是体现时代倾向的最典型的例子。

以素描倾向画写实水墨人物画的蒋兆和，根本就不被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画画坛承认是中国画，为蒋兆和画册写序的邱石冥就不认为蒋兆和的画是中国画，蒋兆和自己评价自己的画也“并非敢言有以改良国画”

。

即使在抗战胜利后，蒋兆和的水墨人物画去参加展览，国画部和西画部都不收。

或许，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946年徐悲鸿去北平艺专当校长，1947年因为在国画系安排素描课时间过长，而受到北京国画家如陈半丁、秦仲文、徐燕荪、溥雪斋等人的集体抵制，可以被视为在中国画界倡导写实倾向受到严重干扰的典型事例。

犹如徐悲鸿自己所说，“写实主义乃弟在当日中大内建立，其他概可谓之投机主义”

。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画坛，写实主义的倡导或许真的局限在当日中央大学美术系之内。

当时的中国画画界，山水画流行的是石涛风格，水墨花卉画流行的是吴昌硕笔墨。

1949年以前的中国画领域，其基本风貌就是如此。

以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的风气，在20世纪上半叶并未流行。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这些对国画中的写实风格的态度问题却一度被上升到先进与落后、唯物与唯心乃至革命与不革命的政治性问题，呈现一边倒地推崇写实的趋势。

当然，这种极为鲜明的倾向性也给中国画坛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被当成了封建文化的代表而被打入冷宫，美术院校里不设国画系，市场上取消了绘画，当然主要是中国画的买卖，国画家或失了业或改了行。

李可染在195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称：“自从人民以掀天动地的欢欣热情，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北京，这座历史的名城——封建王朝残余思想的堡垒——一切一切都在起着空前急遽的变化；曾经被买办官僚支持着的中国画市，突然断绝主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