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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画画坛的写实思潮（第2页）

不少画铺改业了，很多中国画家无法维持生活，使中国画受到了从来所没有过的冷落，因之助长了某些人对中国画命运的忧虑，认为：‘新的社会到来，中国画的厄运也跟着来了’。”

[1]那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李可染反省中国画时称：“反对封建残余思想对旧中国画无条件的膜拜，反对半殖民地奴化思想对于遗产的盲目鄙弃，我们要从深入生活来汲取为人民服务的新内容，再从这新的内容产生新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尽量接受祖先宝贵有用的经验，吸收外来美术有益的成分，建立健全进步的新现实主义，同时还要防止平庸的自然主义混入。”

[2]“深入生活”

，为50年代中国画的发展确立了关键词。

“深入生活”

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3]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时的文艺思想，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全面实施。

这里的“生活”

与“反映”

，成为包括中国画在内的全部新中国文艺创作的核心思想。

而这个文艺观在中国画上的实现就是写生与写实。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活”

“反映”

与“写生”

再加上包容这三方面的“现实主义”

，几乎就是50年代关于中国画变革的全部内容。

中国画画坛经过50年代最初两年的严冬之后，中国画因为写实主义的倡导而获得复苏。

其中一个例子非常有趣，北京中国画研究会1953年开始举办展览，到1954年举办第二届展览的时候，美术史家王逊特别称赞了花鸟画家汪慎生画的一幅《苹果》。

在这幅画上，著名国画家汪慎生克服了他在笔墨上的习惯性追求，用水彩画法画了一幅如植物标本图示的苹果树。

王逊评价道：“《苹果》是老老实实直接地描写着苹果，令人感觉到真是有那样一棵发出诱人的香气的苹果。”

王逊批评了汪慎生用传统笔墨所画的另两幅作品，指出作画就应该“老老实实按照自己所见到的加以描绘”

[4]。

王逊的这个观点引发了美术界一年多的讨论，堪为写实主义在中国画创作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典型事例。

写实主义对中国画创作的重大影响，直接呈现在写生领域。

1953年，中国画开始以写生而得以拯救复苏。

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多次组织画家到京郊写生。

1954年第7期《美术》杂志报道说，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为帮助国画家深入现实生活、创作表现祖国新面貌的新作品”

，1954年4月组织吴镜汀、惠孝同、董寿平等到安徽、浙江进行写生旅行。

6月9日，在京召开了写生座谈会，从黄山归来的吴镜汀、惠孝同、董寿平、周之亮等以及在京画家徐燕孙、胡佩衡、吴一柯、溥松窗、陈少梅等出席会议。

同样是1954年，李可染、张仃和罗铭用了三个月时间到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写生，9月19日到10月15日在北海公园举办“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

，展出作品80件，以其崭新的艺术风貌，引起轰动效应。

1956年李可染再次外出写生。

这次写生历时八个月，行程万余里，溯长江，过三峡，入川蜀，深入大自然，作画近两百幅。

李可染1957年再赴民主德国写生。

其时，执金陵画家群牛耳的傅抱石早就是个写生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