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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卷中的建党题材（第1页）

历史画卷中的“建党”

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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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生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特聘理论家

为了缅怀曾经为新中国成立而牺牲的烈士，为了让后人铭记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伟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旨在表现共产党革命历史和伟业的美术创作开始兴起，而在天安门广场上新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则把这一代表新政权的国家意志表现在各种方式的纪念之中，因此，与革命历史和革命伟业相关的美术创作就成了新中国美术史的第一个篇章。

从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动工兴建，到1955年10月1日完成，其间集合全国优秀的建筑家和美术工作者，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七组进行工作。

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范文澜的领导下，研究浮雕画面所需要的史料题材。

这种基于历史梳理的早期工作，也成为表现革命历史美术创作中重要题材，更是共产党革命伟业中的重要内容。

而与之相关的，早在1950年3月6日广东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就已在广州奠基。

显然，相关的美术创作是与新政权有紧密关联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关系到缅怀和教育的长远大计。

因此，筹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都是当时的重要工作。

为此，1950年1月23日，南京市就成立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准备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革命历史画作品，可以说这是最早积极响应的。

而到了1950年5月底，中央美术学院已经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创作了一批作品，它们是：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油画），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油画），李桦的《过草地》（套色木刻），冯法祀的《越过甲金山》（油画），董希文的《抢渡大渡河》（油画），艾中信的《一九二〇年毛主席组织马克思小组》（油画），夏同光的《南昌起义》（油画），周令钊的《鸦片战争》（油画），蒋兆和的《渡乌江》（水墨画）等。

1951年8月1日，《人民日报》“人民画刊”

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建军节》为题发表了莫朴、李振坚的《南昌起义》、韦启美的《三湾改编》、金浪和曹思明的《平型关大捷》、王流秋的《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总攻》。

此后，一个规模更大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则在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进行，完成了一大批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

这一年的9月，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1961年7月1日正式开放）。

从1949年以来美术创作中表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宏伟大业，既有革命历史的每一个过程和艰辛，又有具体事件中的人物塑造与表现，还有同一主题不同时期表现中的差异性，更有同一主题在不同画家笔下的种种不同。

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美术创作中的革命历史主题以及表现，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以及变化，也反映了几代美术家在这一主题范围之内的不断的努力和成就，从而形成了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特点，是新中国美术成就的主要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题绘画创作中的“建党”

题材是一个特别的内容，因为“建党”

是中共革命史的源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改变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政权建立的根基。

所以，画家们不断有作品从不同的方面去表现，而且与时俱进，几十年来累积了许多重要的作品。

这些作品有着不同的选题角度，也有着不同的构思立意和表现形式，它们丰富而多样的表现不仅填补了历史图像的缺失，而且是一曲曲伟业的颂歌，是今天用以回顾和观瞻的重要的图像。

就美术创作的题材而言，“建党”

与新中国主题美术创作中的其他题材有所不同，这就是这一题材中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固定的，而限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发生在1921年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相关人物方面的具体细节，则成为创作中表现主题的难点，因为时空都非常有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党”

题材创作，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建党事件直接关联的上海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二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与建党相关的革命活动。

其相关的创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进入新世纪之后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建党”

题材的绘画创作一直没有间断，表现出了这一题材在主题绘画创作方面的经典性特性。

关于“建党”

题材中表现早期领导人的早期革命活动的美术创作，其中以表现毛泽东的作品居多。

最初是杨之光在50年代后期表现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事迹的作品。

杨之光先后创作了6稿，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于1959年的第一稿为横构图的《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被杨之光认为是“一生中的重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