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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卷中的建党题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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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了一批画家创作革命历史画，诞生了一批在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如石鲁的《转战南北》等。

杨之光所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和他画毛泽东在广州主编《政治周报》的《激扬文字》，以及表现广东海丰1927年成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红宫》，都有着相互的联系。

而继1959年之后，1971年杨之光奉调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修改“革命历史画”

，将原来的横构图变成了竖构图，题目也改为《红日照征途》。

这就有了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第五稿（1971），而第六稿则完成于1976年（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可见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题材在同一画家创作中的发展，是画家历时近20年不断反复创作的，这表明了他对这一题材的重视，以及这一代画家在主题创作方面的严谨和认真。

表现与毛泽东和“建党”

相关的早期革命活动的作品，还有周树桥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油画，1971）、侯一民的《毛主席与安源矿工》（油画，1976）、陈衍宁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油画，1977），以及尚涛的《亲播火种》（国画，70年代）等。

而在80年代之后，相继出现了冯兆平的《不屈的共产党人之一——李大钊》（版画，1981），胡伟的《李大钊·瞿秋白·萧红》（中国画，1984），宫晓滨的《生命的光华——李大钊》（油画，1984），黄勇的《先驱》（油画，2001），肖培金、赵恩才的《晨钟》（中国画，2001），张德瑞、王征的《陈独秀》（中国画，2006）。

这些新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建党”

题材，还表现出了70年代后期的拨乱反正这一历史背景，以及画家在选择题材方面有着更大的自由度这一历史变化，所以，出现了一批以中共建党初期的创始人和革命家为题材的作品。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原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今黄陂南路374号）举行。

30日，因遭到法国巡捕搜查而被迫中止会议。

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

8月初，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两个一大会址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纪念地。

1959年10月1日，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以湖中的烟雨楼作为馆址，按照当年中共一大代表乘坐的游船样式仿制的纪念船，停靠在烟雨楼下的万福桥旁。

而上海的会址在新中国成立后按原貌修复，室内布置维持了当年的原样，现在两地的会址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大会址作为革命圣地题材，是建党题材中的主要表现对象，但与其他题材相比有着景观方面的局限性。

首先是上海最初的会址是一处建筑，缺少周边自然的衬托，很难入画；而在南湖中的那条曾经是一大闭幕的普通的游船，虽然有自然的衬托，但也缺少变化。

这对于许多擅长水墨山水和油画风景的画家来说，局限性会影响他们的选择。

在“一大”

会址的表现方面，因为表现革命圣地的美术创作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盛，山水画家、风景画家在从写生走向创作的转变过程中，反映了50年代以来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这时候画家开始集中到嘉兴南湖上的那条作为会址的船——南湖烟雨、南湖早春等，都已经在符号化的表现中将自然和主题结合起来，表现出了它们与“建党”

的特别的关联，因此，出现了不同于过去的山水画和风景画。

对于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画家来说，虽然经历了新中国的改造，可是，改造不只是走出画室去写生，还要用新的笔墨去表现时代，去为新社会服务。

然而，这些文人画家面对现代建筑和城市景观举步艰难。

因为用文人笔墨来传达政治主题中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在创作中放弃文人笔墨的那种价值观，非一日之功，也非一日之迹。

但他们非常努力，并积极适应新社会的社会要求。

因此，他们将视线转移到了嘉兴的南湖之上。

这种转移又和中共一大会场的转移一样，从上海到嘉兴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所以，表现嘉兴南湖同样是在表现“建党”

题材的范围之内的另外一种选择。

不同的是，南湖的自然与传统山水画的紧密关联，对于山水画家来说更是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