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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画变革之先声 岭南画派1（第7页）

的总结：

我认为艺术既是生活的形象，现实的反映，一方由于革命的人生观使画家站在现实的前头，他的反映含有善意的诱导作用，那作品必须是大众化，使无论何人，一见理解，衷心接受，被影响于不觉，起共鸣于行动；而社会生活由是而知所取舍，由艺术大众化而进至大众艺术化，方为现代新国画的最高目的。

[16]

“集中外之大成，合古今而共治”

的传承理念不仅丰富了岭南画派画家的表现技法，更使这一群体的艺术呈现多姿多彩的风格。

关山月说过：“大家在继承与创新的接力赛中的共同目标下，可以各走各的跑道，从而要求各有各的个性和风格，这样的实践经验就比个人或少数人更加丰富了。”

[17]因此，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进步是岭南画派与时代同步的又一成功经验。

无论是绘画题材还是表现方法，岭南画派的前辈们都显示出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等艺术家创作的一系列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的优秀作品，无论在审美意识还是在艺术成就上都将岭南画派表现时代精神的理念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如关山月到抚顺露天煤矿体验生活后创作的《煤都》，黎雄才以近30米的长卷再现武汉三镇军民修筑抗洪堤坝的《武汉防汛图卷》，这些都是前人从未表现过的内容。

除了大陆的画家外，旅居海外的赵少昂、杨善深、司徒奇等大师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扬岭南画派不囿于门户、大胆兼容并蓄的精神，为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进一步奠定了岭南画派在当代的历史地位。

历史证明，变革是百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亦是中国美术和中国画的主旋律。

百年中国画的历史，既不是一部从传统“自发”

走向现代的历史，也不是一部单纯由外来力量推动的“西方影响决定”

的历史，外来美术的引进不是简单生硬的植入，而是彼此复杂的选择和融合，从而使外来美术和民族美术都发生形和质的变化。

百年中国画的历史，是一部以本土文化、民族美术为根基，与外来文化、西方美术输入并存、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历史。

[1]本文的观点与文献资料得益于近年来在陈瑞林教授帮助下岭南画派纪念馆举办的“岭南画派在上海”

及“国画复活运动与广东中国画”

等学术活动和研究。

这些项目为该馆积累了大量的史料和理论数据，对20世纪前期广东中国画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认真梳理，较全面地反映出不同艺术主张的艺术家在时代变革大潮中的反思与探索，以及他们对构建新中国画做出的贡献。

[2]陈树人：《双周花甲赋呈若文一百五十韵（1943年）》，《岭南画派研究》（第一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3]《时事画报》创刊号，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

[4]《时事画报》戊申（1908年）第九期。

[5]上海市档案馆藏《真相画报》中华民国元年（1912）六月五日第一期封内页。

[6]转引自王中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7]转引自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高剑父：《高剑父新国画要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40页。

[9]高奇峰：《奇峰论画及题画诗、款选辑》，《岭南画派研究》（第一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0]高剑父：《高剑父新国画要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3页。

[11]转引自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2]转引自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3]转引自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转引自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5]转引自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6]转引自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7]关山月：《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关山月论画》，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