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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单一的社会性主题及其之后 中国当代艺术的最近20年（第1页）

走出单一的社会性主题及其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最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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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近些年来，人们习惯于用“中国当代艺术”

来统称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追求艺术变革和创新的艺术形式及其活动。

而事实上，这样的笼统划分，除了试图区别于此前出于单一宣传需要的艺术样式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学理和逻辑性可言。

“变革和创新”

需要有更多的本体指归和价值支撑，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反思，否则，它就像常说的“推陈出新”

一样，难有清晰和鲜明的目标和方向。

由此种笼统所造成的认识上的假象是有目共睹的。

即这样的划分成了一个单纯的年代和时间上的区隔，把迄今为止这40多年中所有的艺术形式和活动，都统称为“当代”

，都成了“同时代”

的代名词。

这种认识假象忽视了中国文化和艺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的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三种诉求形态并存、混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当然，中国文化艺术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各种艺术主张和形式以及活动并行、交织、影响和渗透，是转型过程中的常态。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认识和界别这40多年中混杂存在的各种艺术现象，就应该是每一位负责任的研究者必须清楚的第一要务，无论你在其中持何种立场和主张，推崇何种艺术形式或活动。

否则，谈论这40多年，就存在貌似整一的表述背后难以抑制的理论认识与实际存在上的混乱。

有鉴于此，考察和讨论这40多年，当有一个更适合的框架，即必须明确认识到，这40多年实际上是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一百多年中的一个部分，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的一部分。

现代转型对于中国而言，虽经历了一个世纪，但仍未完成和结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说明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过程性）。

我们应当从这百年的历史脉络来看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它因为要以艺术的方式见证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的转型，面对的是怎样的实际而迫切的来自外部的需要，后者又怎样塑造和重铸了艺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当代性诉求。

中国的实际情况，远非西方现代和当代艺术的简单翻版，中国的艺术发展轨迹，是在与世界的接触、碰撞、交往、合作、支援、协作和对抗中，由自己所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勾画出的。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艺术家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摆脱“左”

倾政治路线的束缚，将自己的创作与现实的生存斗争需要和政治斗争需要相结合，让自己的创作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各阶段现实的视觉工具和武器，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这是现实主义和写实风格在中国一百年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现实需要。

毫无疑问，这种旨在以逼真描绘、故事情节、景观再现为视觉叙事的现实主义写实风格，在这百年中承担起了大众启蒙、民族独立、救亡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社会作用。

也就是说，社会功能、职责和作用，是百年来中国艺术试图走出传统时，试图在媒介材料、语言形式和主题内涵上借鉴、吸收西方有益之处时，被外部的世界环境和现实的政治需要所框定和塑造的。

认识和厘清中国艺术的当代诉求，我以为必须建立在这样的百年历史脉络之上来展开，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住改革开放后40多年中中国艺术真正发生了变革和创新的部分，究竟较之于以往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在学术上认真进行梳理的变化。

一、从自上而下政治对艺术的要求，到自下而上艺术对社会的反映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到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

围绕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初级阶段的建设要求，艺术界开展了新中国画的探索和油画民族化的实践，中心目的是要逐步形成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涵，在语言形式和表现风格上，追求雅俗共赏、喜闻乐见，因此，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写实风格就作为一种功能要求被推广开来。

在后来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十年“**”

中，被作为一种主旋律的视觉样式自上而下要求并且固定下来，成为当时所有艺术媒介和材料都应当遵循的创作原则和方向。

这个时期形成的“红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