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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单一的社会性主题及其之后 中国当代艺术的最近20年（第2页）

和“高大全”

，还有“三突出”

的所谓审美要求和创作原则，让其间创作出的艺术作品具有独特视觉特征和时代烙印。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伴随着“四人帮”

的粉碎，越来越多的文艺界人士开始检讨和反思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要求和行政规范给艺术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东边的小公园里以及东边路边的铁栅栏墙上，悬挂着一群首都青年的作品展览，即“星星美展”

。

它象征着一种自由和权利对每个艺术家的开放，也就是说你想表达什么都有可能，允许你去表达、创作或者交流。

所以尽管星星美展上的一些画家的现代艺术特征或者艺术特征的影响力并不是很持久，但是他们这种自发和自觉地在行政组织之外进行展示活动本身的影响力，在中国的美术史、在中国文化史中间的作用很大。

艺术家自己思想，自己行动，没有了上级单位的指令或者批准，在当时来说是具有革命性、具有突破性的，成为改革开放最新的艺术现象之一。

的确，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改革开放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明显开始扩大。

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讨论等等，让年轻的艺术家感受到了清新的空气，他们不愿意再像前辈那样对变革迟疑和谨慎，他们如饥似渴地开始寻找新的艺术概念和判断标准，他们迅速地从那些通过各种宣传通道自上而下被灌输的宏大而缺乏变化的原则和规范中抽离，开始大量收集、传阅像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卡夫卡、萨特等西方人的思想与观念。

于是，在艺术上他们也就深受印象主义、野兽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其他一些西方的艺术主张和表现手法的影响。

总之，这些青年艺术家的趣味和心理状态也在这个过程中间，在80年代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在此前是一种被动的给定、要求、框定，是一种对模式化和套式化美好生活的想象性视觉描绘，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者的关系则是一种主动的审视、检索、质疑，是一种对创作主体自我经历和体验的社会性重塑。

从星星美展开始，经过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再加上诸如半截子画展、关于形式美的讨论，在中国的美术界，先民间后官方、先青年后中年甚至老艺术家，人们都在思考和探索走出自上而下的教条主义和行政指令的中国艺术，究竟应该表现什么、怎样表现。

长期以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深刻地影响并且决定着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对事物和世界的认识模式。

有什么样的物质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后者是前者的反映。

在极“左”

和教条主义时代，形成了自上而下推导的认识论和反映模式，现在，原有的社会存在的基础性体制和机制被历史和实践证明需要改革，那么，在认识和反映上，是否需要做修改、变革和创新呢？变革从何开始呢？当然是要从质疑、反思和批判原有的那些束缚和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物质存在的体制和机制开始。

应该看到，七八十年代交替之际和整个80年代、90年代，中国艺术界所发生的历次现象、思潮、运动、争鸣甚至出现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倾向，都是起步于这种批判性的反思和质疑，尽管在起初的阶段人们也许并没有获得后来那种足够清晰的思路。

因此，我们可以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相当长时期内艺术界的创作理解为自下而上地用艺术的方式反映社会物质存在。

二、三十年单一的社会性主题

上述百年来强大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对中国艺术的支配和影响是深远和牢固的。

但是，需要格外指出的是，现实主义在中国并非仅有上述旨在思想启蒙、救亡图存、建设新中国这样一种服务型、功能型的创作模式。

由于百年中中国社会的现实物质存在先后受到过各种外在因素和力量的干扰和左右，因此，艺术创作在主题上、视角上和手法上会出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现象。

星星、伤痕和八九十年代交替时出现的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等，实际上，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是一种回到库尔贝当年挑战保守和贵族化趣味的原初意义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抵制单纯政治说教和商品化干扰的批判性现实主义（注意，不是从法国开始、在俄国突出的批判现实主义）。

通观150年现实主义作为流派在艺术上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始终以对现实的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关注为基点，以社会性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为对象，以人的形象为作品的主要呈现意象。

从这样的纵向脉络梳理，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这种以人的形象为中心的社会性主题，以对人的生存物质存在的质疑和反思为维度的现实的观照，是艺术家们重新思考艺术究竟应该表现什么、怎样表现的起步阶段的必然选择。

在这40多年的前30年中，也就是从1978年到2008年这样一个大致的时间段里，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优秀艺术作品的主题都与中国社会有关，其艺术形象都以人的形象出现，其艺术表现的手法都是具象写实性的，因此，带有强烈的具有原初库尔贝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倾向。

从艺术批评的角度看，这种如此规模、如此长时间地以人的社会性主题为对象的艺术创作倾向的存在，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这段长时间的创作已经是艺术家们逐渐自发和自觉地以个人或小群体的方式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变化进行表达。

这种表达，拿来、借鉴、参照和吸收了因为逐步开放而获得的更加多样的艺术视野，从理论来源和批评方法上，集结着技术（工具）理性批判、大众传媒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现代性批判以及文化研究等等各种批评和阐释模式，它们是西方20世纪文化批判谱系在中国现当代艺术阐释和批评中的一种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