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概述（第2页）

等专论，综述了文人画史的谱系。

内藤湖南、中村不折和长尾雨山对中国的金石学和碑帖史都有谱系性的介绍，如内藤湖南的《北派书论》《书论之变迁》、青木正儿的《何绍基的书学》、长尾雨山的《碑帖概论》等。

艺术汉学的专题研究亦由第一批汉学家在战前出版，比如瑞典喜龙仁的园林和雕塑研究、瑞典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的青铜器研究、瑞士毕来德（JeanFracoisBilleter）的书法研究、英国巴兹尔·格雷（BasilGray）的陶瓷研究。

中国画论、鉴藏论著的翻译和比较文化史视角下的理论阐释也得以出版译著。

德国的夏德（FriedrichHirth）于1897年出版了《中国绘画史基本文献》（überdieeinheimisQulleederesisiMalereivoenbiszum14.Jahrhu，Müh）德译本，编译了自谢赫至14世纪的10余种中国画论。

日本的坂西志保（ShioSakanishi）于1935年将郭熙的《林泉高致》（AnEssayonLaingLinCh'üanKaoChih）以英译本出版。

瑞典的喜龙仁于1936年出版了英译本《中国画论》（ThetheArtofPaihePaiitheHanThroughthegDynasties），包括从汉代至清代的历代画论，书的附录部分是英文翻译的中国画学书目，这是战前最为系统的对中国绘画理论的译介。

另外，福开森按照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编著了《历代著录书目》《历代著录吉金目》，编译了项元汴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

英国大维德（DavidEzekielDavid）翻译了曹昭的《格古要论》和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荷兰的高罗佩译介了《砚史》和《书画说铃》。

喜龙仁于1908年就职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成为瑞典第一位艺术史教授。

他于1917年开始到日本、中国旅行，由此从文艺复兴研究狂热地转向中国艺术史。

1925年推出了西方关于中国雕塑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雕塑：5—14世纪》（eseSculptureFromtheFifthtotheFourteeury），此书影响了之后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

在20世纪30年代连续出版了《中国早期艺术史》（AHistoryofEarlyeseArt）、《中国后期绘画史》（HistoryofLateresePainting）、《中国画论》（ThetheArtofPainting）三部著作。

1956—1958年，出版了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七卷本的扛鼎之作《中国绘画：大师与技巧》（esePaintingLeadingMastersandPrinciples）。

至此，欧美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从汉学家的业余艺术史学，进入到专业艺术史的范畴。

喜龙仁后期使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风格史的叙述方式，以及“形式——观念”

的分析模式。

他按照中国的艺术史特点，使用编年史的历时的叙史结构，论述代表性的大师和流派，依据风格和图像分析探讨真伪和断代；同时吸收汉学的长处，引述艺术家传记、画论以及诗歌和笔记，对作品进行文献引证。

喜龙仁提出了“范式”

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绘画史中的摹古以及风格的演变。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欧美日进入了中国艺术收藏的机遇时代。

此前，西方和日本的收藏界从未接触过真正核心的艺术品，19世纪末的西域考古、地下挖掘以及辛亥革命导致的文物流失，使得欧美日收藏界及艺术史学者，接触到商周青铜器、石窟佛像和壁画以及五代宋元晚明的一流艺术品。

围绕着一流的藏品，出现了艺术汉学视野的中国艺术通史和专题研究。

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亦有诸多为战后艺术史学界诟病的局限性，比如任何一部汉学艺术史论著，只以本国或某一收藏圈的藏品为案例，不能面向中国艺术品的全体视野；汉学家的鉴定能力不足，第一批艺术汉学家只顾图像和风格的形式分析，一般不研究铭文和题跋，因而在出版的中国艺术史论著中大师之作和插图出现赝品，比如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中国绘画史》中出现吴道子的绘画等赝品。

另外，汉学家依据文化史对艺术品的解释及分类，不够严谨甚至产生错误，像早期研究青铜器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青铜器的断代、分类及解释上，引致风格史学者的批评。

仅凭有限的藏品判断艺术史，早期艺术汉学家对中国艺术史判断偏失，比如费诺罗萨轻视文人画和书法，认为宋以后的艺术衰退至低水平。

美国最初对中国艺术的鉴藏受日本趣味的影响，直到福开森的出现，才产生了日本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两派。

1913年大都会博物馆在是否收购福开森的藏品上的争议，反映了以费诺罗萨为代表的日本趣味与以福开森为代表的中国正统之争，大都会甚至不认为福开森在宋元以后的藏品有价值。

汉学与风格史之争

20世纪30年代，弗利尔、波士顿、克利夫兰、纳尔逊-阿特金斯、大都会等博物馆的崛起，使美国超过欧洲，成为西方中国艺术收藏和艺术史研究的重镇。

后者得益于一批德语风格史学派的资深学者移民美国，比如帕诺夫斯基以及沃尔夫林的弟子巴赫霍夫。

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巴赫霍夫（LudwigBachhofer）于1944年出版了《中国艺术简史》（AShortHistoryofeseArt）一书，这代表西方一流的风格史学派的学者介入了中国艺术史的研究。

他之后培养出了罗樾和高居翰等两代战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学者。

到20世纪30年代，欧美日的中国艺术收藏渐成规模，其中不乏中国本土流失的青铜器、佛教塑像和壁画、瓷器和书画等艺术史经典之作，此意味着以欧美日为代表的海外中国艺术收藏可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成鼎足之势。

在藏品基础上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亦推出一批论著，接下来的一个史学重点是如何解释中国艺术，用何种艺术史的分析方法来叙述和解释中国艺术，并指出第一阶段汉学家艺术史研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