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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术成为女性艺术批评的发声机制 中国女性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第8页）

现在最值得警惕的是在当代艺术批评文本开始取代艺术家的创作的动机，它的作品完全是以文本用语言来堆积的话，包括社会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语言，它的艺术本身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些东西在入侵视觉艺术，那么视觉艺术的存在有被消解的威胁性。”

付晓东担心艺术批评的阐释文本偏离了艺术本质特征，成为自我解读的、自我释放的一种文本性的媒介方式。

荒林女士也表示了她的担忧，她说：“我们处在一个过度阐释的时代，会出现一个阐释的厌倦，话语生产的重复性或者概念化，这是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本时代，大量的文本出现又必须归类，所以文本的再生产、如何再生产会出现什么方法论问题？哪些方法论会带给我们生命经验而不是概念上的认识。”

贾方舟先生则回应道：“阐释是艺术留给批评家的唯一空间，如果没有阐释要批评家干什么，批评没有意义。

艺术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增值性的创作活动。”

郭红梅就此问题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她说：“古典和现代阐释学又侧重于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为研究对象，基于这一点，这种古典与现代研究对象的阐释，必须对艺术家、艺术作品进行深度的了解，在这种深度了解下所进行的阐释符合古典与现代阐释学的艺术发展逻辑。”

贾方舟与郭红梅的艺术批评阐释学中，认同了艺术批评作为阐释主体的作用。

其间，作为阐释对象的个案，始终处在一个被研究与被修饰的过程，方法论则显得十分重要。

佟玉洁认为：“阐释是批评的方法论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论进行阐释，来自于我们如何利用自身的知识结构再建构的一种能力。”

李公明先生通过自己的阐释方式提供了一种艺术批评的阅读经验，他说：“当代历史叙事学赋予更多的图史互证的机会，一个更接近读者和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可能，那就是当代的历史叙事学。

在图史互证严格的基础上，更多采用的叙事结构只是一个语言范式改变，其实它的基本内涵作为艺术史学家来说，还是在于它的互证的基本功夫上面。”

郭红梅强调了文本阐释的学科意义，她说：“从学科意义上讲，如何通过你的学科对象和研究方法完成学科的建构，也就是在批评学科意义上进行批评，而不是感想式的批评，我个人对中国的批评史的发展从开始到现在，相对来说是不满意的。

但是目前我还没有能力以一个批评家的高度和力度去推进中国的批评史的建设，这也是我在第一代批评家的前辈们那里感受到的遗憾。

中国今天的艺术批评基本上停留在感想式批评方法上。

如何进行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批评，其实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应该做的。”

郭红梅的话语十分犀利，同时也很中肯。

那么中国女性艺术批评或者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是一种价值体系的表述方式，还是一种具有学科意义的认知方式？女性艺术30年的学术梳理与总结的最大收获，恰恰是我们看到了艺术批评作为阐释文本，它的经验建立的广泛性与学科化建设不足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可能是未来女性艺术批评、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朝着学科化发展的动力。

无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第一次举办大规模的女性艺术学术论坛的意义是深远的。

特别是在参会的人员结构上，不仅集中了近20名中外艺术界、文化界的女性艺术及女性主义艺术研究的学者、批评家，使整个会议学者、批评家的身份结构具有广泛性。

与此同时，与会学者、批评家从“30后”

到“90后”

的年龄结构的多元性，也是近几年美术批评会议少见的。

会议涉及的诸多学术话题穿越30年的历史，却涵盖了中国女性艺术与女性主义艺术两种类型的历史发展模式。

2015年“批评理论前沿：神农论坛”

中国女性艺术30年学术研讨会，其批评的理论探讨呈现开放、多元的学术氛围。

会议根据中国女性艺术家30年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选出了20名女优秀艺术家。

会后还进行了第四届“萧淑芳艺术奖”

的评选工作。

中国艺术院研究员、艺术批评家陶咏白先生获得第四届萧淑芳艺术特别奖。

2015年8月12日

（本文原发表于《画刊》杂志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