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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画革新思潮中的政治叙事 基于美术革命与新国画运动的比较研究（第9页）

[38]基于此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思潮的影响，中国画从文人画为代表的对抒情写意与笔墨趣味的美学追求转向对新社会、新生活的政治讴歌，完成了艺术价值观上的根本转变。

艺术家们从相对独立与自我的创作状态转向命题性规定动作。

随着国画改造的深入，中国画界代表新时代特征的作品大量涌现。

在人物画方面，表现新中国建设者精神风貌以及百姓幸福生活，呈现新社会新气象成为主流。

出现了《新队长》《祖孙四代》《雪夜送饭》等一批体现当时生活气息的作品，同时也创作出《北平解放》《转战陕北》《八女投江》等历史题材的国画。

新时期的花鸟画也呈现出一种由传统的比兴美学向政治喻体转化。

如徐悲鸿的《奔马》系列作品被作为“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

的时代豪情象征；传统四君子题材的梅、兰、竹、菊转喻战地黄花与革命情怀等。

山水画家们也纷纷打破了传统的绘画程式，将深入生活的写生与外师造化的传统进行结合，将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追求与隐逸遁世的观念转向对社会面貌与大好河山的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

客观而言，新中国成立后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势必要对以前所有的社会领域进行重构，“因此，文化也无法避免被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去审视。

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文学艺术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只有确保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取得胜利。

领导权主要通过转变艺术家的情感立场和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来实现”

[39]。

新中国的“新国画运动”

正是对此一时期政治话语的形象表征。

结语

客观地讲，当西方绘画中的写实语言体系被介绍到中国后，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几何学、心理学等科学意识便融入了中国绘画的创作中，新技法的介入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绘画的语言体系，也为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契机，使得中国画创作在20世纪产生了一批与传统形态不同的杰作。

但片面夸大了“写实”

的重要性，从科学实证角度来衡量艺术不仅造成了对欧洲现代艺术的误解，也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艺术的单向度发展。

从艺术变革的效果而言，“美术革命”

的“思潮”

特征明显，诚如洪毅然所说的那样“只会在形式技法——或最多在题材上作些点点滴滴的‘改良’罢了，各种各样国画的改良运动都一律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40]。

而新中国的成立初期所倡导的“新国画运动”

则是整体社会变革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从艺术家个体创作到社会播布都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远非“美术革命”

能比。

回顾这段历史可见，中国画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革思潮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演变密不可分，此一时期中国画的发展反复经历着时代思潮与意识形态的修正与形塑，无论是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

还是新中国的“新国画运动”

，尽管背后的政治诉求不尽相同，但客观上都造成了艺术创作对政治话语的依附与回应，进而致使艺术的本体论倾向逐步被艺术功能论倾向所取代。

[1]梁启超：《释革》，《新民丛刊》第22号。

[2]迈克尔·苏利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册），陈卫和、钱岗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79页。

[3]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4]李伟铭编：《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5]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6]吕澂：《美术革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7]吕澂：《美术革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8]吕澂：《美术革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