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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国画革新思潮中的政治叙事 基于美术革命与新国画运动的比较研究（第8页）

[30]。

这也代表了晚清以来像胡适与陈独秀这般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于是乎，对科学主义的信奉成为革新派的重要思想武器。

不言而喻，陈独秀在“美术革命”

中用写实方法改造中国画的论点，“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

[31]。

实质上，就是将作为“科学”

象征物的西方写实主义作为革命的工具。

毋庸讳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并不是艺术专业出身，因此，在他们涉及艺术变革话题时并非出于艺术本体的思考，同样，他们也不是专业的科学家，也无法对科学问题进行学术思考，之所以用科学来改造艺术，其实质乃是出于一种“工具主义”

的动机。

第三，“新国画运动”

的“写实主义”

。

如果说20世纪初的“新国画”

思潮是民间生发的观念的话，那么“新国画运动”

则是一场由官方主导的行为，“写实”

概念也由“方法”

上升至“主义”

的高度，充分体现出中国文艺与官方意识形态开始合二为一。

从各级会议的精神发布到社会舆论与美术界的响应与落实成为这次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无疑代表了政府的立场——将艺术创作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国画的改革和发展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真实反映新的时代的生活的要求，违背新的时代人民的需要的。”

[32]美学家、美术理论家蔡若虹（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角度对新国画提出要求：“重新提倡写生，就是请画家们退出死胡同走上现实主义大道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让画家们接触现实生活，同时养成具有表现实际物象的能力。”

[33]如此，“新国画运动”

可以概括为以现实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为创作主流，工农兵题材为创作首选，写实风格与写生技法为核心形式的全国性艺术实践。

不言而喻，此时，“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审美的标准要服从于社会的标准和政治的标准，实践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是评价文学艺术的最终标准”

[34]。

正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的统一，致使此次“运动”

对国画的题材、语言及内涵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改造。

我们可以通过新中国对于旧国画的改造方式与效果角度对这场“运动”

进行理性分析。

之所以命名为“新国画”

，其理论逻辑是将不符合政治要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国画定义为“旧国画”

并加以批判。

美术家李桦认为对现实的人性化表达应成为新国画在这个时代的衡量标准：“绘画应是表现‘人’的集体生活及其思想感情，因此它必须写实。

表现现实的真实性、思想性、教育性才是绘画最高境界。”

[35]如何才能从旧国画中挣脱出来？李桦进一步提出新的艺术观与阶级立场必须统一的观念：“要改造中国画，最要紧的还是先要改造画家的思想，换过一个新的头脑，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艺术观，新的美学与新的阶级立场，然后具有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新国画才可以产生出来。”

[36]著名画家方增先更是将对新旧国画的判断上升到阶级对立的高度：“中国画的山水画是山林隐居，花鸟画是风花雪月，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等有闲阶级服务的。”

[37]徐悲鸿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对传统国画进行了否定：“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并无其他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