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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百年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第1页）

党史百年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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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颖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深陷苦难已久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历史征程。

中国美术的百年发展与党史百年光辉历程相叠印，其图像叙事呈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记忆与图式表达。

党史百年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不仅涵括了艺术家在沂蒙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战时美术宣传，也展示着新中国成立后对革命图景的再塑与时代的审美嬗变。

一、“工具”

与“武器”

：沂蒙精神图像叙事的生成

沂蒙精神的产生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密切相关。

“沂蒙”

在今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沂蒙地区的红色文化与革命创新精神是中国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

革命战争年代，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推小车、抬担架、做军衣、纳军鞋、摊煎饼、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1]。

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现了可贵的民族精神，历经革命战争的洗礼，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考验，最终形成了被大众广泛认同的“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2]的基本内涵。

沂蒙精神图像叙事的生成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时代对艺术提出的要求。

在中国革命需要、大众审美诉求、怀揣美术救国理想的艺术家们共同作用下，她被推向了大众面前。

1938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进驻沂蒙山区。

不久，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第115师、八路军第一纵队、抗大一分校等先后开赴沂蒙。

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一开始就认识到了文化宣传的重要性，出台了一系列战时文化政策，明确了抗战期间革命根据地要进行的文化运动任务是：（一）争取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二）反击日寇的文化进攻；（三）辅助其他抗战建国工作；（四）奠定新文化的基础，并确立了抗战期间文化运动的性质为“文化服从于政治”

。

[3]正如黄茅在《略论战时美术》一文中写道的：“美术，作为文化战线上重要的一环的艺术宣传的先锋，在抗战中它应该是以突击的姿态出现去开展她特殊的功能。”

[4]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作为一种通俗易懂的视觉图像宣传，开始自觉担负起了她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最早公开发表的沂蒙革命题材美术图像是1939年2月登载于《大众日报》上的一幅炭笔素描作品，作者为王绍洛。

这一题为《民众武装起来，保卫我们的家乡》的美术创作实际上是为配合同期发表的“抗敌自卫团”

文字进行宣传与介绍。

画面中排山倒海的万千抗日战士与高扬的红旗构成三角形构图，中心人物是一具有典型沂蒙装束的青年民兵形象，他左手握拳，右手振臂握枪，在前线炮火声的号召下正欲奔赴战场。

对于根据地军民来说，这一直观的视觉图像显然要比文字说明更打动人心。

但自这一作品刊载后，炭笔素描形式的沂蒙图像几乎没有再公开发表过，一方面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一艺术形式不好复制，影响范围有限，另一方面也侧面反映了根据地美术人才匮乏的窘迫。

在这样的形势下，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应势而建。

为办好学校，山东纵队领导选调了爱国美术家王绍洛出任校长，组织筹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