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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百年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第7页）

陈国力、吕建军的《丰碑》，李少言的木刻《功臣》则体现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向非情节叙事的拓展，画面中没有任何情节设计，都只是塑造了一架满是伤痕的独轮小推车，这时“顷刻”

的抓取已经不再重要，叙事的目的是让观者去获取画面背后的更多信息。

非情节叙事往往能够以抽象、表现的方法与形态来呈现历史事件的整体境况。

在革命历史画创作中，无论哪种叙事方式，艺术家都要面临一种考量：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把握。

一方面，探求历史史实应当是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的最基础工作，另一方面，革命历史画的目的自然不单纯是为了再现历史情景，“由真实历史的激发和启示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成为创作一件艺术作品的前提”

[13]。

毛岱宗于1983年创作的《红嫂》中，红嫂的形体塑造上展现着女性和谐优美的身段，显然带有艺术家对现实的重新创造。

正如毛岱宗所说：“随着构思的深化，觉得用乳汁救伤员这一情节表现的本应是一种超越了伦理世俗的人性之美，是一种美和青春的奉献，如果将红嫂这个形象画得太粗实憨笨，固然能有沂蒙山农妇的特征，但不能使事件的冲突性和戏剧性得到升华。”

[14]这也正说明了主题性美术创作所谓的再现不是对原场景的真实再现，这个再现一定蕴含着艺术家对人物造型、场景设计等的虚构，这种虚构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着艺术家的创造性。

回顾党史百年图像叙事中的沂蒙精神，现实主义一直是图像叙事的主要手法，从作为革命宣传武器的根据地木刻版画到张洪祥的《斗霸》、单应桂的《沂水欢歌》再到“新沂蒙”

美术作品展中对沂蒙精神的重新解读，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理想情怀到改革开放后乡土写实主义对真情实感的坚守再到当下的多样表现形态，现实主义的图像阐释活化在社会和时代的变革中，这是在中国文化现实中生成的审美经验与审美判断。

沂蒙精神的图像叙事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艺术家在沂蒙精神的艺术创作中对时代和主题进行重新思考，在图像叙述和反思中重构“沂蒙精神”

的历史生成和当下意义，在“历史回望”

和“时代亲历”

的文化碰撞中，表达和记录当代人在沂蒙主题艺术作品中感受和感悟到的民族精神和人民力量的生生不息，这正是沂蒙精神图像叙事的价值所在。

[1]《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第1版。

[2]1989年12月12日，临沂地委机关报《临沂大众》发表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沂蒙精神”

这一概念。

1990年2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在莒南调研工作时提出：沂蒙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的沂蒙精神。

1997年，沂蒙精神被进一步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

[3]《急待开展的山东新文化运动》，《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五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250页。

[4]黄茅：《略论战时美术》，载《抗战与艺术》（抗战综合丛书第三辑），国立出版社1939年版，第3页。

[5]《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第一期招生启事》，《大众日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一版。

[6]《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第一期招生简章》，《大众日报》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一版。

[7]华楠：《革命的熔炉艺术的堡垒——从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到“鲁艺宣大”

》，《军事史林》2014年第6期。

[8]夏衍：《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自由中国》1938年5月10日。

[9]张学强：《沂蒙精神内涵新探》，《临沂大学学报》2018年第40期。

[10]临沂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沂地区志》（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68页。

[11]毕敬虎、杜海涛：《王沂东油画作品中的沂蒙图像研究》，《大众文艺》2020年第17期。

[12]尚辉：《开放中的审美突破与文化穿越——中国美术改革发展30年》，《艺术百家》2009年第1期。

[13][美]贝丝·西格尔·怀特：《司各特历史小说与1815—1855年的法国历史绘画》，《中国国家美术》2013年第2期。

[14]艾中信：《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油画》（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