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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02（第5页）

[65]的买卖交易关系。

由市场逻辑所致，画家创作的题材与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以赞助者的趣味与胃口为转移。

其二，在职业画家身上，仍留存着传统“士”

的精神，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学启蒙主义的影响。

因而，即便在以市场逻辑为轴心的创作中，他们亦有文化启蒙的担当精神。

在绘画实践方面，一些职业画家以文人画为根基，尝试性地吸纳西画的写实手法，“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

[66]。

这种具有启蒙色彩的新观念及方法，在其后的新知识分子艺术家那里得以弘扬——在他们手中，中国美术不仅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中西合璧”

的美学实验，而且真正地承担起了救亡与启蒙的使命。

从科举为特征的“官学”

体制，转换为近现代美术教育体制，是晚清美术现代转向的硕果之一。

如果说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

将教育分为四段七级，[67]从而在体制上确立了现代公共教育体系的话，那么，1906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则彻底动摇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系。

以此为始，世俗化的教育体制完全取代了传统的官学体制。

与传统教育的“圣经贤传”

之内容相比，现代教育将“开民智”

作为教育思想的主旨，以传播现代科技、人文知识为己任。

其目标是在“养成国民之资格”

、塑造完全人格的同时，培养现实社会所需的“才权德备”

[68]之人才。

在清政府确立的现代教育体制中，美术在各个阶段皆占有一席之地，被置于课程的主体位置。

比如，对中学的要求是：“博古通今，以储治国安民之用；或令其精研艺术，以收厚生利用之功。”

[69]而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则是：“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

[70]从传统的“圣”

化教育到传授科技、人文等现代知识体系的世俗教育，包括美术在内的晚清教育，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研究中，很少人注意到美术传播体系在美术现代性塑造中的作用，而事实上，这一体系的建设不仅有效地改善了文人画孤芳自赏的封闭状态，加快了美术世俗化的进程，而且为现代美术语言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信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的图书、报刊出版事业逐日突进，仅耶稣会主办的报刊就有70余种。

到1895—1898年，公开发行的报纸即有60余种。

进入20世纪，随着大众传播机构的剧增，辛亥革命前10年的报刊发行机构竟有500余家。

[71]基于这些数字，可以很乐观地判断，在20世纪之初，中国近现代知识与文化的传播体系已初具规模。

晚清美术的传媒以画报为主，它借助于石印技术，以快捷、便利的图像复制方式来传播时事、新事物、新知识、科技、人文与新美术。

创刊于1884年的《点石斋画报》，开启了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画报”

体式，由《申报》附送发行，前后印行达15年，图画总数计4000余幅。

可以说，无论在社会的启蒙方面，还是在现代美术图像的塑造方面，抑或是对大众美术的启示方面，“画报”

的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影响力已超越同时期的新格调的精英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