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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美术的现代转向02（第9页）

作为“赛先生”

之科学精神的隐喻，内蓄着入世、救赎、批判等一系列时代精神。

“很显然，陈独秀在运用‘写实主义’概念时，其含义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被无限放大了：作为近世欧洲时代精神的象征，‘写实主义’成为拯救‘今世贫弱’时代之艺术与国民精神的良方；同时，‘写实主义’还担负着反对旧文化、旧艺术，维护并呈现‘民主’与‘科学’这两位救治中国黑暗之尊神的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美术革命’不过是陈独秀‘政治革命’理想的一个借喻。”

[89]

从王国维、鲁迅、蔡元培、康有为到陈独秀的新美术之论，在成功地给中国现代美术提供思想基础的同时，也决绝地与古典画论相揖别。

其中所透露出的价值指向是明确无误的：全面认同和接受西方文化与美术思想。

至晚清末期，中国现代美术以此为基石，确立了三个基本维度：

（1）确立了救亡与启蒙、革命与艺术、政治与审美合一的现代性方位与模式；

（2）确立了以西方写实主义为典范的美术现代化坐标；

（3）确立了以“进步”

为指向的艺术进化观。

就晚清美术历史研究的现状而言，我们得承认，目前的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这一领域，几乎所有问题的讨论，都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议。

然而，有一点似乎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当我们在晚清美术现代转型的胜景中乐而忘返时，会突然觉得，晚清美术不仅仅是中国现代美术的母体，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中国现代美术本身。

[1]“千古变局”

“大变局”

之谓，见《郭嵩焘日记》（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页；（清）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弢园文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1页。

[2]（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第11页，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

[3]徐中约指出：“虽然总理衙门未能有效地发挥外交机构的作用，但它作为现代化的提倡者却相当成功，它是中国在响应西方冲击时所设置的第一个重大的机构。”

（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版，第269页。

）

[4]刘铭传：《台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四日），《刘备肃公奏议》卷六，京华刊书局1912年版，第15页。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6]郑观应：《西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7]王韬：《变法》，朱维铮校：《弢园文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页。

[8]郑观应：《考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

[9]［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年版，第8页。

[10][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11]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分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12]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13]严复：《论事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辑》之三四，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第71页。

[15]所谓的新文化体系，康有为的解释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118页。

）

[16]《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