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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美术馆介入当代艺术的突出意义还在于对当代的前沿文化问题的发问,美术馆希望通过展览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用这样的方式跟展览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学术前沿文化对话的氛围。
同时,通过学术思想的推广与传播,促进社会不同文化阶层的参与,特别是普通市民走进美术馆,关注美术馆提出的问题与展览。
例如,2008年的第三届广州三年展抛出了“与后殖民说再见”
的话题,这是探讨关于殖民、后殖民、去殖民文化问题及语境的艺术展览。
在闭幕前的那一天,广州的市民排长队看展览。
可见,广州市民经过十年的艺术兴趣培育、感官视觉培育以及当代意识的培育,已经对当代文化、当代艺术有较高的热情,这种热情其实在随后是不断被提起的。
在十三年广东美术馆的建设管理经验中,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
广东美术馆的文化策略是,通过将工作重点放在学术建设上,唤醒学术的力量,并用学术的力量去倡导独立的文化精神跟文化品格。
尤其是在当代艺术这方面,如果没有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去坚守,这方面的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是很难做到的。
广东美术馆的重点在于它的“学术自觉与自主”
方面。
“学术自觉与自主”
成为我在广东美术馆时期的一种文化策略与战略重点。
在2007年建馆十年庆的时候,广东美术馆主持编辑出版了四部关于“广东美术馆建馆历史”
“展览策划与学术理念”
“当代艺术收藏”
“广东近现代美术藏品”
的大型图文集,其中我最看重的就是《自觉自主——广东美术馆的策展及学术理念》。
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思想的实践与实验
2009年,我调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有着和广东完全不同的文化艺术生态。
前者一方面是体制内艺术的轰轰烈烈,另一方面是体制外当代艺术的日益发展。
北京的当代艺术与国际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艺术也产生着强大的力量,两者是并存的,并不是哪一方更占主导地位。
这种多面性也体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与艺术氛围当中。
作为国内最专业和威望最高的培养青年艺术家、学者与管理人才的艺术教育机构,它体现着在北京这样特殊的文化气氛中,将艺术、当代、官方、政治融为一体的特征。
一方面,中央美术学院在红色图像、经典美术、官方主流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号召性、引领性作用;但另一方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美术学院处于美术新潮风口浪尖,很多年轻的批评家、艺术家也参与了新潮运动或艺术的实验,它跟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此,中央美术学院在培养年青一代的艺术家的时候,这里面的多样性、丰富性,甚至矛盾性,经常纠结在一起。
同时,北京汇集了众多的大学、研究机构,更会集了众多的思想活跃的学者、艺术家、知识分子等,同时国际的文化交流及思想交锋也在这里频频发生,那么,作为这样文化中心区域的高校美术馆,其独特性与可能性在哪里?如何来制定美术馆的发展战略与文化策略?然而,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我们的发展步伐与战略思考是具有策略性和阶段性的。
1.规范管理,体系化运作
2009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新馆建成,迁入不到一年,美术馆整体建设仍然处于起步甚至很多方面是空白的阶段。
尽管有之前一年谢素贞常务副馆长的努力,但是由于体制关系及长期积压下来的弊病,也包括美术馆的人才与意识等,因此,各方面仍然体现着管理层面的混乱和建制的不完善。
规范化管理是美术馆首先要做的事。
既然是美术馆,就应该有一系列规范化操作,以及一系列的管理方法与规则,这样一套规章制度是基础工作。
于是,包括从部门的设置到运作的规范,小到签接作品合同的规范性、典藏的库房的清理、纷乱账目归类问题、档案的重新建立,还有相关的公共教育的开展等一系列工作,都必须事无巨细地规范化、体系化。
2.与学者沟通,藏品是历史的见证物
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倡导并于1918年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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