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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术馆与文化策略（第5页）

“民主”

“自由”

三大话题的深入研究和当代问题的重新思考。

并通过具体的实践，将这个梳理的结果图像化为一个展示的空间，同时将它变成一个挂图式的印刷品，送给每一位进入这样一个展览空间参观的观众，让大家对“空间协商”

这样一个话题性展览有知识性的准备，而且，又能够将这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带回家。

这可以被解读为知识与思想的传播。

策划还主办了“协商何以可能？——青年学人论坛”

，鼓励不同学术背景的年青学者、理论家参与讨论，碰撞思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从2009年开始，逐步引进了一系列重要的西方当代艺术家的展览，包括“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

展览，博伊斯作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西方艺术家之一，是二战之后前卫艺术转型的关键人物和代表人物。

这个展览针对博伊斯所提出的社会雕塑的理论及思想，将“社会雕塑”

理论引介并重新解读，赋予一种新的意义，并希望能够引起中国的当代文化界、思想界，还有艺术界的一些新的思考。

也包括基弗展览的引入，尽管这个展览在操作方式上曾引起一些争论，但是作为一个美术馆，之所以想引入这样一个展览，极力去促成这样一个展览，就是看中了基弗的艺术体现出来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作为。

其实，这种对待历史、反思历史的态度，在我们中国的艺术界是非常薄弱的。

我们希望通过引入像基弗这样的艺术家及展览，引发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刺激与反思，也希望能够在思想方面引发中国的当代文化界等对中国的历史反思与表达有新的一些思考。

三、扁平化时代，知识生产与文化策略何去何从？

文化策略的重要性，不仅是针对美术馆建设，而且是针对文化社会、青年一代的未来。

作为公共领域的美术馆，反观和反思它的文化策略在具体环境与时间过程中的实现程度，以及它可能的现实意义，我们会发现，文化策略或者一些战略设想与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既是针对性的，又是理想化的，既是介入式的，又是充满冲突的。

在中国的艺术界，尤其是到了21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与资本的介入，整个思想界、文化界已经不是20世纪80—90年代充满着思想的**和文化批判意识。

在这样的时期，年青一代用新的艺术方式跟生活方式来进入和面对社会现实，它更趋向娱乐化、扁平化、感官化，或者希望摆脱历史的沉重和责任的宏大，再加上新媒介艺术的介入，使得这种感官化无处不在。

那么，在娱乐景观的现实中，思想的位置在哪里？它们的可能性又在哪里？一种近乎“堂吉诃德”

式的思考与行为，它们产生的意义有多大？有必要性吗？它的长远性又在哪里？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为一个有思想欲望的美术馆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现实。

去年，我受广州美术学院邀请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与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

研究中心主任，带上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希望在广州美术学院这样一个学院平台提出“新美术馆学”

的前沿理论思考，以弥补我国美术馆和美术馆学发展的不足。

“新美术馆学”

以开放思想和实验精神为出发点，组建有独立思想、严谨治学的研究队伍，对中国的美术馆学进行系统性梳理与理论表述，提供在反思、批判等现行思考机制和文化研究的泛学科视野下的创新性研究，并希望与国际博物馆、美术馆进行有效的交流、深入的合作，以及“新博物馆学”

前沿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对话。

其实，在制定美术馆的文化策略方面，这种战略应该能够持续地、阶段递进式地产生影响，这样才可能形成文化策略与战略的意义。

广东美术馆当年所提出来的“学术自主与自觉”

的议题，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所提出的“思想实验与实践”

的构想，在一个学术与思想都难以自主，也谈不上自觉的社会氛围里面，文化战略何以可能？文化机制何以长久？这是我们所面对而不得不去思考的，也是需要我们去克服与努力的。

这一切，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