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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境遇与时代课题（第2页）

而古代的绘画表达也脱离不开古代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2.与语言环境对应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比如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目前处在旧有文化价值观断裂、虚弱，新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建构的过程中。

对于一向讲究器道并重的中国画艺术来说，如果传统文化修养积淀不够深厚的话，所谓的继承传统就容易流于对“器”

的浅层模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而在“道”

的层面，则犹如“雾里看花”

“隔靴搔痒”

，很容易由于“道”

的“空虚”

而限制其艺术的境界。

3.传统文化培育土壤相对薄弱。

文化培育重在长期养成，包括家庭教育、各级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各方面，而渗透在日常生活习俗、节日庆典、礼仪、行为规范等各个环节的养成教育尤其重要。

然而，西学东渐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在各个领域，西学东渐呈压倒性优势，尤其'85美术新潮之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以及后来的消费主义及其附带的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的盛行，以西方为时尚、为前沿、为导向的局面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处于式微状态，尤其对于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西方价值理念、西方生活方式、西式教育体系以及西式学术话语体系。

美术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比如：分科教学；重西画、轻国画；重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实践，轻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和技法的研习，忽视民族传统文化的培养，创作与传统文化脱节；审美标准、批评标准、概念、范畴、方法等的西方化，等等。

这种状况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从民族文化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土壤中很难培育出中国的花朵，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史哲、中国艺术等的认知程度也直接影响其对中国画本质特性的理解，影响中国画创作所需的画家的综合素养。

（二）社会环境的变化

社会（包括自然和生活）、作者、作品和读者是文艺创作的四个重要环节。

不论是将自然和生活视为文艺创作的镜子的再现论，还是强调个性表达的表现论，作者都必然受限于自然和生活的环境，因为自然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具体来说，自然和生活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艺创作素材、表现对象的范围，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作者的创作动机、创作心态与创作意兴的生发。

中国画家历来坚持师法造化，古代画家常游于山水园林间，经常深入大自然中进行观察体验。

以山水画为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谈到了画山水与观察和了解自然变化及四时更替的关系。

山水画的勃兴也与人亲近自然、渴望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直接相关，在与自然的亲近和对话中，人们调适着自我，安顿着身心。

然而，毋庸置疑，我们今日的自然环境和古代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一方面，原生态自然的流失和被破坏，自然越来越被打上人工的痕迹，真正的自然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被包裹在钢筋水泥之中，与自然越来越疏离；技术的进步，地球村的连接，也使得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浏览到世界各地风光，了解到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甚至可以扩展到对地球以外的神秘太空的了解。

这一方面使得画家创作的素材、表现的范围空前扩展；另一方面也使得画家亲自深入自然、生活观察和体验的需求与时间越来越少了。

与此同时，虚拟交往对人际交往的冲击，人与人的关系既看似紧密又疏远，人们的生活既热闹又孤独；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相互交流，可谓众声喧哗，然而个体的声音又会瞬间被吞没在无尽的声海里。

科技缩短了时空的有形距离，却在某种意义上拉大了人心的无形距离。

科技提升了感官的感受效果和创造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惰化甚至挑战了人的感官和创造能力。

作为心灵的投射的文艺，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人的感官和心理需求的延伸。

因此，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其触角必然会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触摸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迫切而隐秘的、相同或不同的需求。

（三）作者、接受者身份与心态的变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士人情结。

可以说，个体向外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社会理想与向内寻求的“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