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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的自然与文化寻根（第2页）

知青下乡，城市知识青年接受文化改造，他们眼中的土地和农民眼中的土地是否具有区别？

一、“乡土”

的现代性概念

“乡土”

这一概念由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中首先提出来：“……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动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的……”

[3]虽然鲁迅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是乡土文学，但他在这里对乡土文学下了一个大致定义，即乡土文学主要以农村、乡镇生活为对象，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碰撞的结果。

由此可见，乡土是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的，“五四”

以后，大批知识分子为了自由的理想和拯救民族国家事业，纷纷涌入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工业文明的熏陶，逐渐形成现代意识。

鲁迅“改造国民性”

首先从农村开始，长期的封建礼教对民众的精神奴役，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封闭保守。

通过批判和反省传统文化，鲁迅试图唤醒中国农民的愚昧、麻木、落后的人生状态，从他笔下的孔乙己、阿Q、豆腐西施、祥林嫂都可以看到“改造国民性”

的矛头所指。

乡土这个概念从“五四”

以来，已经非常明显地从自在的、原始的、纯朴的自然，变成一个夹杂着拯救民族于危难之际的、被文化所不断塑造的自然。

“五四”

以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乡村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定义为闭塞、破败、愚昧、悲哀，认为国民精神病态乃是源于此，而另一方面在情感上，又很难与乡村彻底割裂开来，因此，在以鲁迅为代表的这批早期乡土文学作家的写作中，都夹杂着一种忧心忡忡的感伤。

滋养人类的土地无法仅仅作为风景的概念成为我们的审美欣赏，它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财产在这一时期被使用。

鲁迅在乡土文学中找到了农民被压迫的根源。

辛亥革命前后，主要是民族革命，虽然孙中山提出了经济改造，但民族革命问题、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使经济改造始终难以放入议事日程。

农民面对的仍然是饥荒、苛税、租借、官绅、兵匪、战争、多子等现实问题，人变得麻木、愚钝，曾经的灵性、纯真全都在闰土恭敬地喊“老爷”

这一声中灰飞烟灭。

鲁迅希望他们有“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

这种新的生活是什么呢？如果是借助于城市文明来建构新生活，恐怕他们的希求又会再一次扑空。

因为工业时代之后，人们很快发现启蒙现代性用科学和理性祛除了自然的灵性，而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用娱乐消费覆盖了自然的野性。

乡村的命运在各种权力关系中被挤压，乡土文学的写作中，乡土变成了风景的对立面，它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象征，是一个物质财产，而且这个财产是有限的，诸如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居住空间……自然美的哲学沉思从这一时期开始就变得断断续续。

乡土在文学描述中，不是对某一处自然景观的再现，乡土的自然属性被强制地社会化了。

乡土被打上了阶级、地产的烙印，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这片土地之上。

从山水到土地纲领，从自然到人造，乡土具有了符号学的特征。

“五四”

时期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是乡土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对乡土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现代性焦虑，它是都市引发的乡愁。

借乡土问题抨击和批判封建礼教对农民的精神压制，乡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

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挖掘人的精神创伤和顽疾，将个体的“人”

从集体主义中独立出来，从而建构人学思想。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既无法单纯地用现代性来否定传统，也无法用传统来否定现代性，他们在“城”

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