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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代艺术 重回真实的三种理论路径及其问题（第1页）

后当代艺术：重回真实的三种理论路径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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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丽慧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

就概念史而言，英文“当代艺术”

（poraryart）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随新艺术的市场化进程迅速普及，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表征，而21世纪最初十年，“当代艺术”

一词进入欧美科研机构，在制定规则和反规则之间实践着悖论的学院化、学科化、体制化进程。

进入2010年代，正是基于市场化、体制化以及数码时代新技术的挑战，这一“当代艺术”

命名正面临着被抛弃的危机，其中最直接的反抗当属“后当代艺术”

（post-poraryart）命名的提出。

本文认为，近十年来出现的“后当代艺术”

理论，以行动主义艺术（activismart）和实在论唯物主义艺术（RealismMaterialismArt）为两种主要理论路径，除此之外，泰瑞·史密斯（TerrySmith）鸿篇构建的三重“同时代性当代性”

（poray）理论架构，又试图对上述现存两种“后当代艺术”

加以收编。

而无论这三种理论路径在具体建构思维和模式上存在何种差异，其出发点均是对进入21世纪以来已成范式的“当代艺术”

的反抗，从艺术理论上均不同于上世纪末由豪·福斯特（HalFoster）为新前卫艺术正名的、拉康意义上作为心理创伤的《重回真实实在》（TheReturnoftheReal，1996），均试图回到三者所认定的不同的“真实”

（thereal），或直接介入社会活动的“现实”

（reality），或提出介于作为“现实主义”

和传统“唯实论”

的两种“实在论”

（realism）之间的“基础实在论”

（infra-realism）[1]，或以多元架构图绘一个多种时空和多重现实共存的、作为同时代真实现状的全球图景。

本文即试图厘清欧美当代艺术学界基于重回“真实”

的问题意识、围绕“后当代艺术”

展开的这三种理论路径，探讨其可能性启示及存在的问题。

一、“行动主义艺术”

路径：从“后当代艺术”

到“后占领状况”

据泰瑞·史密斯考证，“后当代”

一词诞生于对“后现代”

的戏仿，20世纪90年代开始零星出现，但并未产生重要影响。

1989年，以詹明信（Fredri）为首，杜克大学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名为“后当代介入”

（Post-poraryIions）的系列丛书，早期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为主，至今已出版100余部与文学和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书籍。

2011年，该丛书重新阐释了指导理念，提到“理论以其‘后当代性’（post-poray）代表着历史，通过为未来指明新的方向，识别当今知识潮流中的进步性”

。

2007年，两位伊朗裔建筑师在公开发表的对话中使用了“后当代”

一词，指称进入21世纪以后面向未来的新建筑。

进入2010年代，艺术领域对这一词语的使用渐多，2015年纽约同名非营利性艺术机构thePostporary成立，旨在支持艺术家“影响未来观念、系统、社群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