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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当代艺术 重回真实的三种理论路径及其问题（第2页）

而“后当代艺术”

一词则出现于艺术家约瑟芬·梅克塞泊（JosephineMeckseper）2005年创作的名为《后当代艺术的完整历史》（ThepleteHistoryofPostporaryArt）的橱窗装置作品中，该作品于次年参展惠特尼双年展。

[2]

而“后当代”

和“后当代艺术”

一词真正作为艺术术语加以理论讨论，是近十年才涌现出来的。

艺术家利亚姆·吉里克（LiamGillick）2010年在文章《当代艺术不足以解释那些正在发生的》（poraryArtDoesNotAtforThatWhichIsTakingPlace）中写道：“‘当代艺术’这一术语的特点是它的过度使用。

这一‘当代’已经超出了具体的当下，同时吸纳了专门的、顽固的利益群体……从研究生工作室项目里出来的人就是当代艺术家……当代艺术同时变成了历史、一个学院派的学科。”

[3]在吉里克看来，受到朗西埃（Jacière）意义上的艺术体制（regime）操控，学院化的“当代艺术”

命名本身已无法用于描述真正鲜活的“当代艺术”

现象，急需“新的术语和界定”

，为此，吉里克找到的替代词是“最近的艺术”

（tart）[4]。

实际上，这一命名方式并非当代原创，早在“当代艺术”

一词依附于“现代艺术”

的寄生期即已出现，这也就解释了吉里克何以将“当代艺术”

的起源追溯至艺术中对天才和创造力的强调和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因而，显然“最近的艺术”

一词无论从历史溯源还是现实能指上，都不具备足以取代“当代艺术”

一词的实际能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最近的艺术”

的论述中，吉里克同时使用了“后当代”

一词进行提问：“我们如何避免‘后当代’成为历史性怀旧或仅仅是排除自我的政治性认同？”

[5]在这里，“后当代”

是“最近的艺术”

的另一个称谓，指现行艺术体制之后的、更有活力的新艺术，其具体形态包括社会参与性艺术和激进的行动主义艺术。

[6]

明确以“后当代艺术”

指称行动主义艺术的耶茨·麦基（YatesMcKee），因兼具大学当代艺术教职和社会活动艺术家身份，而对当代学院化的艺术教育和社会化的艺术创作，以及其分别涉及的当代艺术体制化和市场化问题格外关注。

在2009年对《十月》“当代”

问卷的回应中，麦基即提出“当代艺术”

的“当代性”

面临着问题，认为“当代艺术”

恰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所称作为行动者网络的“准物质”

（quasi-object），即由诸多“演员”

（包括艺术家、艺术品、批评家、艺术史家、策展人、收藏家、艺术管理者、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大学、私人基金、广义的写作和新闻报道、观众等）组成的复杂系统，而又被裹挟在奥奎·恩威佐（OkwuiEnwezor）所称“后殖民星丛”

（postialstellation）的全球网络中。

[7]在麦基看来，“当代艺术”

的陈腐首先体现在它的体制化和专业化，“三明治艺术家”

如同快餐加工业或流水线上的从业者；其次体现在将艺术家塑造成娱乐明星、取悦于观众的消费主义心态；最后还体现在将当代艺术视为批判性分析对象的当代艺术理论研究中，其中以“当代性”

研究为代表，形成了学院化自成体系的当代艺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