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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笔墨研究的一点体会（第1页）

“中国笔墨”

研究的一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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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　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教授

我从事的专业领域是中国画创作和中国绘画史论研究。

在美术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中，一直有一个难解的困惑：欧美学者对中国绘画的研究，近数十年来，成绩斐然，尤其以图像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鉴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绘画，取得了许多细致深入的成果，有目共睹。

但是，他们在中国书画领域中有一个独特区块进不去，往往不重视、不理解，鉴赏不了，也不想评论，这一个区块就是中国书画艺术中的核心概念——笔墨。

两千年来，所有从事中国书画创作或研究的人都知道笔墨非常重要，但到了20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语境下，要说明笔墨为什么重要，却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这与中医在世界医学领域中的处境很相似。

在全世界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华文化一直是一条独立的发展脉络，这一点是中外的汉学家们包括更大范围的文史哲学者们基本上公认的，而且这个文化发展脉络一直没有中断。

也正因为中华文化是一个独立的脉络，与西方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文化，虽然互有一些交流，但总体环境而言仍是隔绝的。

所以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些核心的成果与遗产在面向中国以外的研究者时，都存在着文化背景的隔阂，存在着一个如何去研究对方、如何去深入理解对方的角度和方法的问题。

显然，不同文化的大背景大结构是有很大不同的。

中国的书画，从世界范围来看，笼统地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视觉文化”

，或者称之为“视觉艺术”

，但是“视觉文化”

和“视觉艺术”

这个概念用到中国的书画艺术当中虽然有基本的共性，但是又有很大的结构性差异。

这种差异，很多研究学者们都已经注意到，但没有充分地重视与深究，而是泛泛地相信西方当代的对于“视觉艺术”

的解释角度和方法，应该也能适用于解释中国文脉中的视觉艺术。

这个观点现在看起来只是对了一半，虽有共通之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这两个文化体系当中的“视觉艺术”

进行比较时会发现二者的文化结构差异相当大。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上帝真主的一神教崇拜，中国书画的创作者和鉴赏者作为知识精英，为了解决自身的精神安顿和人生修养问题，就将书法和绘画发展成了一种以笔墨为形式语言的人格化精神追求的表征系统，将书画艺术建构成了共同爱好者小圈子的人格修炼活动；而且对于笔墨，历来不做长篇大论的解释，而是强调“体悟”

。

正是这一特殊的文化结构，使得笔墨的现代阐释成了困扰人们多年的难题。

具体些来说，在中国书画艺术的演进历史中，文字性的经验总结其实开始得非常早，而且成果非常丰富。

这种文字性的总结，就是书论或画论，虽然总量很大，但是对于一个中国文化环境以外的外国人，或者是对于当代的年轻学生来说，会觉得这些书论和画论大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简约文句，既不连贯也不具体，并非像现在世界通用的论述方式重视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推理、深入细致的论证过程，而是点到为止的感性总结。

其中既有技术上的经验概括，也包括各种各样的画理画法。

拿到当代的语境来看，往往只是些格言、比喻或者评鉴纪要，缺乏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和推论的完整性，连美术学院的中国学生要深入理解也有困难。

所以，有必要把中国书画艺术当中的核心问题，即我们目前集中研究的笔墨问题，在当代学术语境中重新拿出来加以审视，而且重新对其进行反思和建构。

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对笔墨研究的传统方法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审思与改变，转而进入当代的阐释和建构。

我的主张是：中国书画笔墨的研究，要“改变方法，还原结构”

。

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审思、梳理、阐释和建构，在今天必须放在一个全球化的共享的知识学平台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全球通用的学术平台上建立中国书画艺术领域中的笔墨研究的新的方法系统，或者说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笔墨学方法理论。

所以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虽然已经有人尝试在做，但是要真正做好，都觉得非常不容易。